益田右卫门赶回山口城时，已是深夜。他立即进入藩邸，把联军的最后通牒亲手递交藩主毛利敬亲。

毛利敬亲同样不知道什么叫“无条件投降”。等益田右卫门耐心解释过后，毛利敬亲勃然大怒，把最后通牒摔在地上，说道：“夷人欺人太甚，要我们投降也就罢了，难道还不许我们谈条件？”

日本虽然接受了儒家文化，但本身是一个海洋国家，对名节看得并不重，战败投降亦是常有之事，算不得什么奇耻大辱。

不久前，中英法三国联军征伐萨摩藩。萨摩藩在鹿儿岛海战中战败，未及陆战就宣告投降。战后，萨摩藩甚至还与敌人英国人打得火热。

长州藩毛利氏同样如此。战国时代，长州藩毛利氏追随丰臣秀臣，在关原合战中战败，向德川家康称臣投降。德川家康并不敢赶尽杀绝，仍令毛利氏据有长州藩。

因此，在毛利敬亲看来，即便长州藩战败，无非是像萨摩藩那样赔款、开口通商、惩罚元凶，何以竟要无条件投降？若真要无条件投降，长州藩将任人宰割，自己都将性命不保。

益田右卫门对益田诠胜颇为敌视，说道：“我去见西越国公使陈至立时，由间部诠胜居中引见。间部诠胜从中捣鬼，先与西越国公使密谋。而后，西越国公使见我时，才提出了无条件投降、最后通牒等事。”

益田右卫门口中的西越国，指的就是中华帝国。在东亚，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深受儒教文化影响，都以中华、中国自称。

特别是，中国宋朝被蒙元所灭后，东亚各国认为中华文脉已断，把自己看成是“异域中华”、“文明继承者”。

只不过，朝鲜、越南等国深知中国体量巨大，不敢僭越中国，只敢称自己为“小中华”，意为“中华第二”。

日本则夜郎自大，很早就自诩“中华”、“中国”，把日本群岛以外的地区称为夷人。

早在日本奈良时代，藤原广嗣在740年（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就上表天皇称：

“北狄虾夷，西戎隼俗，狼性易乱，野心难驯。往古已来，中国有圣则后服，朝堂有变则先叛”。

这里面的“中国”，指的就是日本，而西戎指的就是当时的唐朝中国。

蒙古入主中原后，元世祖忽必烈先后两征日本，皆受困住于台风，以失败告终。日本称之为“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

自此之后，日本开始自称神国，以中华正统自居，批评中国不再是华夏，不再与中国来往。幕府甚至专门下达了律令，把“中国”改称“夷狄”，并以朝鲜为“近藩”，以中国为“远藩”。日本的狼子野心可谓大矣。

鸦片战争后，日本国内“尊王攘夷”派逐渐兴起。尊王攘夷论学者藤田东湖就曾说：“神州自神州，西土自西土”。以日本为神州，中国为西土，彼此互不隶属。

中华帝国建立后，日本不愿正视中华帝国取得的伟大成就。在长州藩这个尊王攘夷派大本营，武士们仍称中华帝国为“西越国”，以示蔑视。

（历史上，日本明治维新前后，仍旧秉持中华正统。譬如，明治天皇就曾下令国史局总裁：“速正君臣名分之谊，明华夷内外之辨，以扶植天下之纲常”。

（这段文字的文体完全是中国文言文，内容亦闪烁着儒家华夷观念。当然，明治嘴里的“华”，指的是日本，而非中国。

（到了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大踏步“脱亚入欧”。日本人不再僭称“中华”，而以蔑视中国取乐，给中国取了一个更具侮辱性的词汇“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