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虽然才高八斗，毕竟深受儒家伦理桎梏，看重名节。他恃才傲物，又是楚军统帅，不愿轻易投降。而且，刘松山只有二十多岁，算是左宗棠的晚辈，难免受到他的轻视。

可刘松山也非池中之物。他在老湘营时就出类拔萃，很受王錱的赏识。加入革命军后，刘松山更受历练，已经成长为陆军上校、步兵主力团长，前途无量。

面对左宗棠的刁难，刘松山不卑不亢，说道：

“大帅此言差矣。圣人有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后世言理学，虽不敢推翻圣人之言，却无理由地拔高君王的地位，视民众为草芥。

“满清以异族临御中国，君臣之防特严，为此有文字狱，诛戮特甚。清帝君主专权登峰造极，士人再无风骨，大臣以争当奴才为荣。

“对内则穷凶极恶，对外则丧权辱国。百姓穷得吃不上饭，圆明园内却依然载歌载舞。试问大帅，这样的满清皇帝，值得效忠吗”

这话说得很有水平，令左宗棠刮目相看。他一向有辩才，论起理来滔滔不绝，此时却有语塞之感。

刘松山继续说道：“反观我中华帝国，以‘为民谋利’为宗旨，以‘均田免赋’为口号。贫民分得土地，人人皆可温饱。幼童不问贵贱，皆得免费入学。

“此古人求之而不得也。帝国文教兴盛，百业发达，人民安居乐业，为中国三干年来未有之盛况。而革命军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世所公认。

“大帅且看，帝国必将推翻满清，中国必将复兴。大人有经天纬地之才，理应弃暗投明，为中华之崛起而努力。又岂能空负一身学问，白白为满清殡葬”

左宗棠怦然心动，态度也缓和不少，说道：“寿卿归顺革命军后，辩才大涨，真令人刮目相看。大皇帝的信件，劳烦拿来，容我一窥真迹。”

左宗棠不再称革命军为“粤匪”，又称杨烜为“大皇帝”，可见态度已有转变。刘松山心中一喜，取出杨烜的亲笔信，双手奉送左宗棠。

革命军奇技淫巧，防不胜防。左宗棠也非常小心，让亲兵取过信件，摆在案前供他，防止革命军下毒。他嗜好读书，涉猎甚广，同样患有近视，此时便取过眼镜，仔细起来。

虽是杨烜的亲笔信，但没有盖印，不知真假。尤其是，杨烜的劝降信虽然客气，却并未达到左宗棠的期望。

左宗棠自称“今亮”，自比为当世诸葛亮。可杨烜在信中并未谈及招降左宗棠的条件，只是表示可以援引黄宗汉、陶煜的先例。

黄宗汉、陶煜都是满清大臣，后来归顺革命军，都得到了杨烜的重用。陶煜原本是广东陆路提督，归降革命军后成为广东守备师师长。黄宗汉原是闽浙总督，归降革命军后成为浙江省省长。

陶煜投降得早，又是杨烜祖父杨遇春的部将，很得杨烜的重用，此时已经升任交趾省军政委员会主任。

左宗棠在满清的正式官职是浙江布政使，加巡抚衔，地位不及当年的陶煜、黄宗汉。杨烜的意思是，左宗棠若想当文官，可以当个省长；若想当武官，可以当个守备师师长。

这已是相当优待了。因为省长之上，就是省委主任，是帝国的封疆大吏，非功臣宿将不得担任；守备师之上，则为步兵师师长，军权在握，就连省委主任也要让其三分。

可左宗棠目中无人，并瞧不起陶煜和黄宗汉。他觉得，自己身负奇才绝学，若要投降革命军，自当受到杨烜的特殊照顾，理应超越黄宗汉和陶煜，最起码也要弄个省委主任当当。

何况，他深受儒家教育，对名节看得很重，从小吃尽苦头，豁达开朗，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认输。在他看来，楚军虽然陷入重围，却依然有突围的可能性。

毕竟楚军外围只有六七万革命军，却要负责防守方圆近百里的防线，总归会有漏洞。只要楚军化整为零，一定会找到革命军的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