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半学期换老师可不是常见的事，但我们一回学校便得知生物地理老师变了。大家倒没有多惊奇，毕竟再过四个月不到我们就要迎来小中考了。生物地理是考试科目，两张试卷，各50分，考完后折算比例计入中考总分。学校和家长自然是如临大敌，我们这些小孩也不得不对这两门学科产生满满的敬畏。“中考已经开始了”、“现在就是初三了”，这是老班重复最多的话。大人们无一例外地想把小中考的复习作为冲刺中考的起跑线，希望我们从现在就进入初三的节奏。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听说一中抓小中考抓得还算松呢，至少社团活动照常进行。其实，有社团课的初中在江元屈指可数，我也是偶然从小学同学口中得知他们学校不仅没有社团和选修，连体育课一周都只有两节，还经常被主课老师占去。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是他人闻所未闻的，之前就知道了这种状况的存在，但它似乎比我想得普遍许多。

不知道分校有没有这些课程呢？不同的学校、家庭和学生最终面临的是同一场考试，但有的人有充足的条件保证他们的从容淡定、波澜不惊；有的人却始终战战兢兢，患得患失，生怕出了半点纰漏。这可能不只是性格和心态的不同，每当想起这件事，蒋骁飞和张涛涛的影子就莫名其妙出现在我面前。踢球对飞飞是改变命运，对我而言可能只是生活中的一段插曲。考试比踢球更容易改变命运，但我们家好像已不需要我去“改变”什么了，只要按部就班地复习迎考就好。

生活似乎也没有因为迎接小中考发生多大变化，除了地生课多到了每天都有以外。早自习和晚自习增加的抽背环节并不陌生，毕竟以前也是这样对待语文和英语的。也可能是我们很容易适应，即便学习强度再强一些，我们也习惯于接受而非抱怨。乖乖听话地坐在课桌前，老师说什么就做什么，将自己训练到眉头都不皱一下的程度。大概这就是“名校”和“好学生”吧，从小便培养出了这种顺从。即便有过几个不太听话的人，一被冲进整齐划一的低头写字和不说闲话的小组讨论，他们便都没有办法“独善其身”，不“纠正”自己就再无出路。

当然也有例外。有次帮老师去办公室拿卷子，从八班门口经过，我听到一大声“黄敏学你不学习就给我出去”。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他终究没有被赶出去，而他的好朋友也没有回来。他是在病房里过的年，在球队的群里发了小视频给大家拜年。手上还插着针管，不认识的暗红色液体顺着吊瓶一点点往下滴。他的气色比先前要好上不少，程都在笑着和我们说话，不那么流利，有点像卢卡，努力和认真得叫人心疼。我还见到他的妈妈和外婆，他们坐在床边，背后的小桌上摆着简简单单的年夜饭。我和姐姐把一分多钟的小视频来来回回看了七八遍，仿佛在寻找隐藏的秘密。也就只有这一年，我们俩晚上吃饭时把饭碗扒拉得干干净净，结果却被爸爸用筷子的尾巴轻轻敲了脑壳。平时每次都剩一点，说你还不听，今天该剩倒不知道剩了。爸爸笑着推推我，告诉我年夜饭是不能吃完的，“年年有余”。我和姐姐对视一眼，尴尬地吐了吐舌头。

穆铮没有办理休学，偶尔还会来几次学校，去病房看他时也能发现床头堆满了生物地理的课本与讲义。还是准备和我们一起考试吗？我没问。但一定会很困难吧，仅靠我们给他带的笔记是远远不够的。想到办法的又是岳隐，就像之前直播比赛一样，用手机给他直播课程。这也得到了每一位老师的同意，现在每次路过六班，都能见到墙角有个支好的三脚架。虽然课本上的内容变化一直不大，但人类的科技到底是在进步的。要是能走得再快一点就好了，这样就能早点研究出治好他的方法。

不过，攻克了这种病，十有八九又会冒出来新的问题吧。这一点心知肚明，但我只希望有人能快快想出办法来。只要能把穆铮治好，我会一辈子盼着研究出治疗方法的人得诺贝尔奖的。

同样没回来的还有卢卡。不知为何，他回国以后就跟我们断了联系。虽然加过微信，但他似乎只在过年的那天冒了个泡，此后便音信无。我特意找过一次乐奔，他也说不清楚。没敢多问，他肯定比我们还想知道答案，而且我相信他知道的第一瞬间便会告诉所有他认识的人。于是，我们都陷入了漫长的等待。我等乐奔告诉我消息，乐奔等卢卡的归来。大概千年以来，分开的人们都是怀着这种期待而又惴惴不安的心情默默等漫长的书信或返回的影子。关山难越，从江元到祖国的西边便是路途遥遥了，何况我们间的距离几乎横贯了整个欧亚大陆。难怪古人一分开可能便是今生的永别。如今我们有了飞机高铁，有了覆盖生活每个角落的网络，但失去联系时的苦闷与焦虑似乎并不能因此缓解。

只有在训练的时候我们真正抛开了充斥每一天的那两门学科，即便在绿茵场上跑跳时偶尔会想到欣欣向阳的植物此时此刻正进行的光合作用——但草皮是人工的呀，到底是我们被它们永久的绿意引出了条件反射。时间在不断向前，日夜期盼着同伴归队，我们却不能因此停下脚步。这赛季晋级八强的过程实在是太惊心动魄了，似乎经过最后几轮的殊死拼杀，我们每个人的心脏都强健了不少。但教练告诉我们，她不希望再看到我们考验大家的心脏承受能力了。新学期是新的开始，我们要重新构筑一条防线。防守是淘汰赛的基础，是我们能走得更远的保障。我能感受到教练今年的身影比往年要苍老。她要负责初二四个班的地理课，还要在不影响授课的情况下殚精竭虑地为球队制定战术策略。作为队长，有这种想法其实不好，但或许这是事实——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不只是我们这些初二的球员的，还是一中的整个球队的，甚至是教练最后的机会。我们上学期的招新失败了，也许下学期还会更糟，会踢球而且愿意踢球的同学越来越少，明年说不定连小组出线都是难上加难。而周末的补习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时间，我们听到了市长杯的比赛会大大缩短赛程乃至就此搁置的传闻，未来能有比赛可踢都将是奢望。中国到底没有多少足球的土壤。教练的老家可能稍好一些，她是大连人，从小在那座足球城耳濡目染，后来虽没有选择足球作为自己的事业，但辗转来到这座长江沿岸的城市时仍没有抛弃童年的热爱。市长杯的十六支球队里只有一中的教练不是体育老师，并非“科班出身”的她完是凭借着自己的日积月累拿起了教鞭。是的，初中的校队教练并没有多了不起，也不大可能培养出职业球员，遑论国脚乃至世界级球星。但她有着和许多世界顶级教练一样的魅力，能让我们这些弟子心甘情愿地为她而战。

或许是她让我们放下包袱了。比起去年，我们没有那么多球星，面对每一个对手都没有轻敌的资本，除了踏踏实实地拼搏外再无任何捷径。我们不再能依靠他人，现在每一个人都必须坚强，坚强到可以依赖自己。

检验这份团结和坚强到底是否有效的便是三月初的淘汰赛。时隔一年，我们再次与北川中学碰面了，而对手已是举起奖杯的卫冕冠军。内田高德、安东佑，还是他们俩，这是我们恢复训练后总会提到的两个名字。这回不再是遭遇战了，而是实打实知根知底的正面对垒，双方并无任何秘密可言。我们模拟了一次又一次对高中锋和技术型中场的防守，与此同时，相信北川的同学也会为如何应对拥有平衡脚的阎希而绞尽脑汁。

“你觉得我们能赢北川吗？”社团课结束后，我在更衣室里问米乐。

“队长！你怎么可以问这种问题呢！”学学的耳朵尖，听到了便装作不满地跳到了我身边，也不顾自己拖着半只袜子，“我们当然要赢，还能输吗？”

“一定能赢。”米乐眨着眼睛对我打了个响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