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轻，小家伙，放轻松。”仰面躺在急诊室的床上，一旁的医生边轻轻牵着我的胳膊边安慰我。他越这么说，我越感觉自己身绷得更紧了，或许是天花板太白了，它上面的灯光也太强烈了。
颠簸着赶到医院的路上，由于急刹车和减速带，我受伤的地方有过几次剧烈的反应，痛感让我畏惧一切与我的胳膊有接触的东西。我放松不下来，对疼痛的恐惧甚至大过了疼痛本身。
“柯柯，我在这呢。我会陪你的。”黎彬蹲在我的右手边。上车后，他原本是想在江北找个医院及时“抢救”我的胳膊。但我说直接开到穆铮住的医院吧，于是我们不得不再简单地解释一下穆铮为什么住院：身体有点问题，在等检查结果。这个解释没有触及黎彬先前的疑问，即穆铮突然来找他的目的。他们俩似乎默契地没有过多聊这个话题，可能是我疼得太令人揪心了吧，在车后排躺不了也坐不了，膀子始终被发动机牵扯着，每往前开一段就疼一段。我很努力地克制自己，没有叫出声来，只是哼哼。下车以后倒是好了些，我们让穆铮先回病房换衣服休息了，黎彬领着我去急诊挂号。拍了片子，医生确认我只是脱臼而没有骨折——这是今晚唯一的幸运了。现在要做的就是复位。
“你好烦。你妈害死我了。”本就焦虑不安的我听到他的声音后更暴躁了。医生还是没有怎么动我的手，仍近乎检测地牵引着它，像个猎人在胳膊上寻找猎物。我做好了迎接疼痛的准备，但它迟迟不来，这让我的心吊在一个深不见底的冰窟窿里。医生待会一用力，我十有八九得叫出来，说不定又要哭了，还得被黎彬看到。这种必将到来的耻辱感使我沮丧而恼怒，没直接骂黎彬就是最大限度的克制了。
“你胳膊太紧了，要不还是打个麻药吧。”医生说。
“柯柯，你打吧，我来付钱，所有的钱都由我来付，好吗？”黎彬也在为医生说话。
根本就不是钱的问题好吗？说实话，受伤从始至终都是我一个人的事，它和生病没什么两样，旁人和病人或伤者是截然不同的，别指望他们完理解你。付了钱，疼的还是我呀。没错，打了麻药是不会疼，但我听过一个说法，打麻药会伤脑子。我受伤的地方在肩膀那里，离脑子可不远。
“不打，不打，坚决不打，死也不打！动手吧！”我本来是乖乖躺在床上，跟受伤的小猫差不多，一提麻药我就“垂死病中惊坐起”了，虽然我根本没有坐起来的力量：少了一只胳膊，起身和躺下都艰难和漫长了许多。但这个建议确实刺激到了我的神经，让我疯了似的拒绝，末了还来了句英勇就义时会说的话。
“放松，你怎么这么激动？”医生揉揉我的头发。
能不激动吗？万一打了麻药，伤了脑子，那就意味着我最害怕的一件事要降临了：失忆。失去记忆比自身的死亡更让我恐惧，一是因为死亡在当时离我本人还有相当的距离，二是过去的回忆对我来说实在太过重要。我觉得自己失忆过一次，就在弦弦离开我以后。最后的小学时光黯淡萧索，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找不到生活的目标，也记不起来小时候的事。我的童年裂成了碎片。或许我能想起一点东西来，但那就是一次次地把碎渣捡起来，扎得我满手鲜血，满脸泪水。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很多的力气，让自己能够一点点地拼凑好过去发生的一切，能够较为平静地面对和谈论已经发生的事。在我重新找回记忆以后，我不能接受再一次失去它们的可能。万一麻醉侵吞了我的记忆，我就再也不能真正感受到弦弦的存在、米乐的存在、我任何一个伙伴的存在，那是我的末日。伙伴们会作为一种常规知识，如中国的首都是BJ、美国的首都是华盛顿这样知识被别人提起：喂，那个人是你的好朋友，我也是你的好朋友，我们曾一起踢过球，睡过同一张床，坐过同一张课桌，你现在知道了吧？而我弄丢了他们对我的意义。他们仍会爱着我，但对我而言，他们不再是独一无二的了，和街边善意的路人并无区别。也许我能用时间和生活重新找回对伙伴们的爱，但弦弦已脱离了我的生活。我好怕我忘了他，一辈子都怕。作为不再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我和爸妈还有姐姐用自己对他的记忆延续着他仅存的一点点生命灰烬，即便熄灭了也还在燃烧，用我们的生命燃烧。我相信我一直在努力找回失去的时光，在找回那个存在过的他。如果我记不住他了，那这个勉强拼凑起来的形象将会有一大半瞬间飘散在风里，变成任何人都抓不住的一缕烟尘，永远消失。比死亡更可怕的是遗忘，不记得是在哪看到的了，反正我宁可下辈子只有一条胳膊，都不要让自己忘掉任何人。
不过，我要是真的只剩一条胳膊了，或许并不一定会这么想。
“柯柯，别怕，不哭了啊。”黎彬从医生那接过抽纸，帮我擦眼角挂下来的泪水。好丢人，我先把自己搞哭了，还不是因为疼才哭的。黎彬才不管这些呢，在他眼里我肯定是给吓哭的。
我闭上了眼睛，像是在等待最后的审判。他静静地擦我的眼角，使我回想起发烧的日子里弦弦或妈妈在我头上敷毛巾的过去。那时的我迷迷糊糊，通过感受他们轻微的脚步和在额头上细心的一拿一放获得安感。有一回姐姐来我们家玩，我躺在床上听到她坐在客厅和弦弦聊天，她的笑声在高烧带来的混沌中搅得我心烦意乱。她自告奋勇地给我换毛巾，然而她几乎是把毛巾甩到我额头上的，还没拧干，渗出来的水滴溅了我一脸。那一次是真正意义上的“垂死病中惊坐起”，要不是没力气，我非下床跟她吵架不可。要我说，她对我还不如对她家那只兔子尽心。她还不服气呢。是弦弦给我换了条拧干的毛巾。事情应该是这样的吧，我记不清了，也许是我当时烧昏了脑子，记不得过去果然是件可怕的事。而我又把这件事重新提起，不知道会不会有损姐姐的形象。她很爱我，这毫无疑问。但……她是不是并没有从一开始就那么会照顾人呢？如果的确如此，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那么温情体贴的？
手臂有电流穿过的感觉，暂停了思考的我睁开眼睛，看到医生竟把脚顶在了我的腋窝里，并拽着我的胳膊，也许这是拔萝卜的姿势？我还没来得及问这是要做什么，就听到了一声不沉闷也不清脆的“咯嘣”。疼痛是在所难免的了，然而在此之后，随着医生微微转动我的手臂，那种缠绕了一个多小时的阴郁似乎退散了。他将这条胳膊交还给我，让我自己动动，我起初不敢乱来，绝对没有关公刮骨疗毒后的“伸舒如故”，但即便是战战兢兢的挪移，都使得我的信心一点点恢复：复位成功了，我好起来了。
我不由得对医生说，您真是神医，华佗在世。他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小事一桩，你起先放松一点就会更快的。然后他便问了我为什么不想打麻药，我实话实话，怕伤脑子。结果便是被普及了医学知识，麻醉是分局部麻醉、区域阻滞麻醉和身麻醉的，拔牙的时候也会打麻药，那就属于局麻。在手术过程中，人只要是处于清醒状态，就不用考虑伤不伤脑子的问题。
要是早点问就好了。
除此之外，我还收获了关于脱臼的处理与康复知识。大致就是我要戴吊带，把左边的胳膊固定起来，和骨折了吊胳膊有一点点像吧，但不用打石膏。忽然想起来，还有二十天不到就期中考试了——好在伤的是左手，我是右撇子。我至今都不知道怎么左手写字，倒是左脚踢球还懂一点。而考试后我们就要在主场迎接分校，剩下的三场比赛场场都是生死战，少拿一分都可能小组出局。于是我问了医生过多久才能好，他说伤得不算重，吊带要吊两到三周，胳膊一个月内能恢复。那什么时候可以恢复体育锻炼呢？我继续问。他说一个月后就可以做恢复性练习了，但要适量，不能过于剧烈，篮球排球羽毛球都别碰。万一养不好，很可能会频繁脱臼，一年脱四五次的都有。他说得轻描淡写，我心里吓得不轻。一次脱臼就把我折腾得要死要活了，一年要有好几次，那我真是生无可恋了。
所以穆铮今天跟我聊治疗的事时应该是很严肃的吧。几个小时前我还意识不到病痛给人的折磨，那种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碾压。刚刚真有过那种念头，想把这条只带给我痛苦的胳膊卸掉。这种灰色的想法在疼痛从四面八方挤压我的时刻出现得是那么自然而然。人真的会屈服，会被打败。我有什么资格叫别人坚强呢？连当个啦啦队都不合格吧。
我跟医生实话实说了，问了我什么时候能回赛场，能保证不再出任何问题地回赛场。医生说这要看个人的恢复状况，你伤得不算厉害，但也得谨慎，起码要两到三个月吧，最好在明年再考虑上场比赛的事。
两三个月？最后一场比赛应该是十二月上旬，肯定不会超过15号。这是给了我最终判决：赛季报销了。
黎彬弄到了吊带，和医生一块七手八脚地给我戴上了。吊带是白色的，有点像个护腕，再大一点的话就成盾牌了，它稳稳地把我的胳膊托住，垂在胸前，带子搭在了右肩上。从镜子里看，我还真有点像个在左臂上悬挂了一副长盾的战士，如果脸和外衣外裤没那么狼狈的话。医生还吩咐了我，要多吃水果蔬菜，睡觉可以放下吊带，但不能压迫受伤的手臂，洗澡时不要动作太大……我和黎彬谢过他离开急诊室时都快十点半了。我在手机上告诉穆铮，都解决了，休息一会就来找他。
我们俩坐在急诊室外的长椅上。今天耗费的精力实在太多，而所有事发生得又太快。早上一个人走出寝室门，我绝对不会想到踢完比赛后我和穆铮都会呆在医院里，也不会想到那个困扰了我三年的秘密终于被揭开。等等，我忘记了米乐。划开手机，他一整天都没给我发一条消息，在所有的群里也都没讲话。
他爷爷到底怎么样了？
我正想问呢，黎彬打断了我的输入：
“柯柯，你现在还生我们的气吗？”
我关掉手机看向他，那种谨小慎微而又游离不安的眼神难以引起我的愤怒，何况胳膊不疼以后，我冷静多了，除了失望以外没有什么别的情绪。
“没怎么。”
“对不起呀。”
“算了，你都说了几遍了。只能说我运气太差了。”我耸耸右肩，“对了，多少钱呀？”我确实挺关心钱的问题。黎彬家是什么条件我看在眼里，虽然不让他付钱可能会让他良心不踏实，但我还是确认一下到底多少比较好。毕竟要是因为医药费弄得他明天早饭都没得吃，我自己也感觉说不过去。
“钱我来付就好。毕竟责任是我们的。”
我歪着脑袋看了看面前的墙壁，想了下措辞，调转过来问他，你的生活质量会受影响吗？老实说，问完我就觉得有点蠢，太文绉绉了，不像是日常生活里的说话方式。而且“生活质量”这个词，好像是我作为“过得更好的人”的专属用语？对我来说，生活要有“质量”，黎彬呢？
还好吧，不会连饭都吃不上的。他的回答让我更为“生活质量”这个词感到愧怍了。
沉默了一会，黎彬问我，是不是今晚我更讨厌他妈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