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因为米乐赛后跟我说的话，我可能一辈子都无法进入张涛涛的生活。他恐怕只会是我生命里的匆匆过客，一张照片里要想一会名字的脸庞，梦中一闪而过的人像。
他大概也不会想能与我有这么一段交集。
医务室的医生告诉我们他回宿舍了。我们追过去时，看到他已经背起书包朝校门口走了，还穿着队服跟球鞋。米乐冲他喊涛哥，他停了下来。这是他走读的第三天，估计是第一次有人关注到他为什么突然不在学校住了。
于是我们了解到了原因。他是那种别人不问，一辈子都不会说一句话的人。要是问了，并不会多排斥把事情说出来。这说明他是个愿意说话与交流的人，沉默并非生活的常态，只是缺少一个他认可的倾听对象。
或许他的故事本身没有多新奇，我们总能在一些报纸或杂志上看到。那些文字的记述与我们有着距离，而他今天的诉说把这种生活直接拉到了我们眼前。一位常年在外务工的父亲，一位身体不是很好的母亲，快上小学的妹妹。四口之家在开发区租着一间小屋，等安置房。妈妈每天骑车上班——车后面拉的是做手抓饼的铁板和煤气罐，还有各种食材与调料。做手抓饼从来不是两面煎好打上鸡蛋堆满配菜淋好调料打包装袋收钱转账就完事的。所有东西都得在出发前准备完毕，肉解冻，生菜洗净，调料配好。在准备好之前要进货，在进货之前要选对价格，在选对价格前要知道市场价和批发价，知道在哪里买最实惠，哪里买的看似便宜但可能有质量问题得慎重考虑。而在做完一天的生意后，先要清洗铁板与餐具，收好剩下的食材，清洗完后要算好账，算好账后要扣掉成本，包括油钱煤气钱菜钱，扣掉成本后要去买自己吃的菜，买完以后要回家做饭，做完饭以后要看小女儿做功课，看完以后要批改，批改完以后要在家长群里谢谢老师的关心。
手抓饼是个好东西，当早餐没问题，当正餐没问题，当宵夜也没什么不对。开发区有集中搬迁后定居的土著，有外来的农民工，有饥肠辘辘的大学生，有喜欢在夜市谈理想的加班党和他那一群疲惫到不愿抬头的同事。他们对手抓饼都有需求，于是当妈妈的就要做、做、做，不停地做，像转动得一刻不歇息的排气扇。
他没有把以上纷繁复杂的内容告诉我们。有一部分是我和米乐一点点发现的，用我们自己的眼睛。
好在出摊的地方离家不远，他倒是说了这句话，轻描淡写，我和米乐没吭声，只是点头。他继续讲，这两天妈妈身体不是太好，腰疼得厉害，不方便中途回家给小姑娘做饭了。所以当哥哥的就在放学后往家赶，给妹妹做晚饭，陪她一起写作业。
妈妈太累了。妹妹吃完饭后，他会去摊子上替她一会。
他拿着假条从校门口走了，我和米乐只剩在铁门里面面相觑了。
我们去吃晚饭。看到几个未接来电，施震华打的，问我在哪。我说有点累，回宿舍休息了。他很震惊我居然住校了。他说他爸在门口接他，要不要一起出去吃晚饭，赵蕤也在。我说不了，晚上还有自习。非常感谢，下次聚。
几个月没见，他对我现在的生活感到不可思议，好像最熟悉的人突然形同陌路了似的。一百多天的分离，已培养出陌生了吗？还是我把自己封闭得太久了，让身边的人都离我太远了？今天他提到，我才想起来六年级一整年我没踢过一场比赛，看都没去看过。一切都没什么变化，并不因为我不踢球了就改变。而现在，生活好像也没有因为我重新站上绿茵场就更好。
但也不一定。我还是在无声无息中影响了他人。尽管我不在场，可他们俩还是因为想给我留个号码而跟取代我的人产生了矛盾。即便没有我，我还是会影响到别人。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时，我害怕了。“自己”神秘而让人畏惧，我没法控制“柯佩韦”这个人对与他有关的所有人（包括我本人）起的作用。
就像今天听涛涛说话一样。我不知道，听了他的话会让他好一些还是根本没用，一切都不能预料，但似乎又会悄然发生反应，不知是好是坏。
但愿我别再破坏别人的生活了。
柯柯，为什么不吃饭。米乐问。他明明也在发呆，我们俩都很木讷地坐在食堂里，桌上摆着两盘饭菜。附近人来人往，喧闹嘈杂，我听不见，我们在一个昏暗的角落。米乐还穿着他的球衣，那几点血痕还挂在上面。
你是在想涛哥的事吗？我点头了。他说今天不是很有胃口。柯柯你点了一份青椒炒牛柳，一份干丝。我点了一份盐酥鸡，一份炒青菜。价格都差不多。我说对。他说，一开始在老家上小学时，食堂给每个人提供的饭菜都一样，大家都吃自己的那份，唯一的区别就是好吃不好吃。后来换了一个学校，改成付钱打饭，这就完不同了。同学们总是聚在一起，有的同学能点两三个荤菜，加上小卖部的烤肠里脊，再配一瓶饮料。我吃的不算多，一荤一素就够了，天气热就买瓶可乐。和这些同学一起吃，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如果旁边的同学只是点一个青菜，配一份米饭，喝的也是食堂免费提供的汤，我就会非常沮丧，就不好意思去买饮料。有时会把点的荤菜放在两个人中间，说一起吃。但同学并不一定在说完谢谢后就真会夹菜。
他说，每当想到自己吃炒肉丝，同班的同学在那边吃干饭，他就很难过，没什么胃口。而且，不知道怎么办。
我说自己也是的，虽然在生活中没有非常关注这些细节，但看到有人在街边卖艺，总想给他们一点钱。我小学附近有个地下通道，经常能看到有个满头花白的人在那弹吉他。他弹的歌我一首都听不懂，但不那么吵闹，没有把人脑袋轰得裂开的喇叭和音响。我连续两天给了他五块钱，后面一次路过时，还想再给，他停下演奏说不用了，你给过两次了，愿意的话，听一会歌吧。我的手僵在那里。他唱了一首中文歌，或许就是专门给我这个付了他十块钱的小孩听的。歌名不记得了，第一句唱的是什么蓝天白云，反正是讲一个南京人在外漂泊、怀念家乡。我问他是不是南京人，他说不是，只是四处行走，想学习各地的歌谣。我这才仔细看了他介绍自己的牌子，上面说得了什么什么病，头发跟眉毛是白的，现在在周游国。临走时我不小心踢到了他的水壶，水流了一地。我急得快哭了，一个劲跟他道歉，他安慰说没关系，一点没怪我，这更让我难过。又过了几天，我没见到他，以后便再没见到了。也许他又背着吉他带着病去别的城市了，比如南京。不知那里会不会有小孩给他钱，也不知他一个人怎么去。他装钱的小纸盒里钞票花花绿绿，看上去很多，加起来可能没有一百块。
一想到那个看似很满的小盒子我就莫名地伤心。他要吃饭，要喝水，要治病，要唱歌，要去很多地方。他是怎么生活的呢？
有时候我还挺理解长辈说的，要好好学习，找像样的工作，过体面的日子，米乐讲，但我又很奇怪，不都说劳动是光荣的吗？自食其力的工作不体面吗？可能赚不了那么多钱，但是很多人也在很努力地工作生活，想支撑家庭或实现理想呀。为什么我们要认定这样的生活不好，不能去过呢？对不起，柯柯，我脑子有点乱，不知道在说什么。我想到我有个姑姥爷，只要我在老家呆着，他都叫我去他家坐坐，然后教训我一通。我还算好的，有个哥哥是他亲孙子，是大学生，学文学还是历史来着，学校还挺不错。每次去哥哥都在，姑姥爷就骂他，说转笔头子最没出息了，学文科就要当官，当大官，开豪车，喝茅台，住别墅，数钞票，几个秘书前呼后拥，一出门万人捧场，每次发言掌声雷动，那才叫有出息。我哥对我说鬼喽，千万别听姥爷的，那是典型的贪官生活，迟早得进去。我说这个干什么？嗯……就是我觉得这种所谓体面的有出息的生活一点意思都没有，可在我们那小地方，不少人都认为姥爷说得对呢。那话怎么说来着，赚了钱，你说行就行，没赚钱，你真行也不行。我不喜欢，真的。但是为什么我也觉得要体面，看到别人吃得过得不如自己就难过呢？是我觉得自己过得比他们优越吗？人家说不定比我幸福，比我有尊严得多。还是我也渐渐变得跟姑姥爷一样了，会不会有一天我也想升官发财，看不起没自己有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