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还是不去？”这是一个大问题。</p>

小五不善言辞，我也不想说话，一路上都在心里做着斗争，不去有点舍不得小李学长，去了又如何向警察、向亲人、向朋友、向未来的自己交待？</p>

走的慢，并未偏离前进的方向。</p>

快到派出所门口了，电话响了，一看还是小李学长。</p>

我知道手机的那头已经换了角色。</p>

“哦，马上就到了，都看到大门了。”</p>

“哦。”就这么一声，我就分辨出这个不是陈警官了。</p>

“学长，是你吗?”我急迫的问。</p>

“你还真的来了啊，你要是没来就不用来了”小李学长不紧不慢的说到。</p>

脑中的念头飞快的像走马灯似的闪过，怎么小李学长可以接电话了，是放松管制了还是自己承认罪行后获得和家人朋友沟通的机会？</p>

如果是前者，那就是警官听说我要来作证，就不再那么严苛，这也是我所想象的，发条上说一年偷盗三次才算盗窃，如果我说最后一次是我让他帮取，然后他拿错了，会不会就少了一次，这样就等于二次订不了罪?</p>

有了这次教训，以后的路，小李学长应该就不会再犯错了。</p>

如果是第二种情形，他承认的所有的罪行，那就没有任何机会了。</p>

无论哪种都不是什么太光彩的事，在电话里是听不出任何情绪的。</p>

既然都走到这里了，那就进去吧。</p>

反正这一路我也想明白了，我去了就咬定我让小李学长帮我取餐，证据是我和他下午通的大概有4个电话，当然我知道当时是为了说传单的事情，但警官不知道啊。</p>

还有一个关键的证据是，我今天真的定了一份麻辣烫，且真的没有收到，到了地方，我保证不能和警官说我没收到，又投诉之类。只能说我是让小李学长帮我取的，平台上都有下单记录。</p>

唯一有点瑕疵的地方就是，我和小李学长通话的最后时间是下午一点二十四分，而订餐则是晚上四点五十六，要是真的抓到这点不放，就说我们提前约好，五点多会到餐，去取就行，结果学长拿错了，真的不是偷。</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