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之前大越也屡屡斩获大捷，但都是在防御中勉强击退赤扈人的攻势，保住秦岭-淮河这条防线不失。

总体上说来，大越所面临的形势都是极其险恶、被动的，一直都没有从亡国灭族的阴影中走出。

而这一次的颍州大捷，一方面是大越第一次转防守为进攻，一方面是大越雄师第一次将中部防线从桐柏岭一带往北推进到颍水沿岸。

大越不仅第一次从亡国灭族的阴影中走出来，收复中原也不再是痴心妄想。

当然，不仅围观的民众当中，站在安然亭内外效迎的文武百吏之中也有人百味杂陈。

逃京事变后，迁都襄阳，徐怀又以司空府的名义执掌朝政，实际上是推行魏晋时期的霸府之制，实际还在司空府之下任命了仅在魏晋时期所特有的“军师祭酒”等官职。

其狼子野心还不昭然若揭吗？

那些为新政“侵夺”田地的士绅晋缙，即便畏于司空府的滔天权势，即便看着晋庄成晋氏在逃京事变后被满门抄斩、流放，喜怒不敢形于色，但内心深处无不巴望跋扈之极的司空府有朝一日乐极生悲。

颍州大捷无疑令他们的期盼变得更为渺茫。

特别一度消极应对司空府征调兵马、粮秣的诸路州府，曾隔

三岔五遣使赶到泌阳，哭诉各地难度，恳请司空府宽免，却在颍州会战后期，特别是知道强袭夺下汝阴、兵围焦陂、泉河之后，变得异常的积极起来。

逃京事变后，司空府与诸路州府约定沿淮轮戍兵额为五万人众，但到颍州会战后期，实际调往寿濠、颍州及汝蔡参与战事的诸路州府兵马，不包括京襄路在内，就高达十五万人众，还没有一家叫苦。

颍州会战初期，高峻阳一度放弃西秦岭外围的哨堡坞垒，将兵马收缩到武州境内及陈仓道南翼，还暗中怂恿西蜀路及嘉州设卡阻拦铸锋堂的商船前往黎州，还在嘉州以西、大渡水出邛崃山的隘口建造军塞、增设关卡。

而此时嘉州不仅撤除掉邛崃山隘口的关卡，西蜀路还遣人赶到泌阳陈情，称之前诸多作为实属邛崃山两翼匪患严峻所致，此时剿灭残匪，关卡自然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司空府一度要求广南西路转运使司加大与大理国榷卖规模，扩大马匹供给，但为广西转运使所拒，近来广南西路也遣人赶到泌阳商议扩大榷卖之事。

徐怀曾以司空府的名义，要求诸路州县为轮戍将卒减免疫赋、限定佃租——不要说荆南、广西、西蜀诸路了，即便是刘衍、王番出任制置安抚使的江东、浙东，以及孔昌裕出任制置安抚使，后期与荆襄关系密切的荆北路，都很难推行下去。

阻力主要来自于州县

，司空府即便通过刘衍、王番、孔昌裕掌握三地的路一级衙署。

而到此时，曾经存在的巨大阻力正在快速消解。

这一切的变化，大家心知肚明都清楚是什么原因。

颍州大捷，令平凉郡公在诸路州县的声望进一步暴涨。

这里的声望，已经不再是单纯、甚至有些虚无缥缈的民望了，而是大量参与战场及沿淮防线轮戍的诸州府中下层武吏军卒，切切实实转变成司空府的支持者——他们轮戍返乡，不仅大肆宣扬司空府的丰功伟绩，鼓动兄弟子侄及同乡应募参战，还在司空府的支持下更积极参与地方事务的治理。

也就是说，司空府开始绕过州县衙署，通过这些参加过轮戍作战的将卒返乡后，更深入的切入地方事务。

这时候谁还敢在地方上恶意阻挠将卒眷属减免租佃之事，不怕被司空府揪出来杀鸡骇猴吗？

逃京之变虽说没有杀得人头滚滚，仅有一两百颗人头落地，但上万被流放邛崃山以西吐蕃高地的罪臣眷属家小，最终能有几个人活着得到赦免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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