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德兄这话可过了，出不出名倒在其次，小弟我如今真的是想为我大唐的贫寒读书之人多做一些事儿。你们想，天下间，读书人何止千万，可是读书人都能做官吗？”我摊开了双手，朝着李恪与李治和李慎疑问道，三人皆是摇首以对。

“这就对了，那么他们读书还有何用？小弟就是想告诉他们，读书，是增长自己地知识，扩展自己的目光与远见，不能做官，天下可干之事多了去了。”我美美地滋了一口酒，挟了筷红烧肉丢进了嘴里。

不过话题说到了这儿，我并没有再说下去，因为有很多的事情，现在还不是时候漏露出来，在我地心里，日后，大唐肯定要建立一所全方位地科学院，但是在目前而言，各行各业在大唐读书人地心目中，地位依旧较低。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医生，为什么大唐地医者会如此之少？为什么大军出征，仅仅有几名医官？为什么太医令都只能着绿袍？就是因为地位问题。从古至大唐现如今，在官府与读书人的眼中，医生地地位与乐师百工相差无已，也就是说，属于是贱业，这倒也应和了中国古代地一句老话，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所以，大唐的医者大多都为僧侣和道士，毕竟僧道不在俗家地***里，而且，学医有个好处，那就是容易获得百姓的好感，治病救人之术，自然能让人感谢，而对他们生起信赖之心。

对于这一点，我不仅仅跟老爷子在家中探讨过，也同样跟李叔叔聊起过这个话题。这，也同样开始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力，毕竟，孙思邈、袁天罡等大唐有数的名医，都在民间拥有很大的声望，这一点，李叔叔在收到了我呈递的调查报告之后才有所惊觉。

况且，虽然医生的地位低，但是亦有相当数量的读书人们挤上了这条道路，原本都是希望通过科举而走上仕途，奈何大部份的学子都会因为挤不进这根独木桥而屡屡受挫，其中亦有一部份人就转而学医，这绝对不是一个个别现像，而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就像现在的太医署里边正在对以国家名义修订的《新神农本草经》绞尽脑汁的医者中，除了一部份是僧道之外，其中有相当一部份，就是早年习儒，而后业医的读书人。

而且，我也多次地与李叔叔进行了研讨，那就是天下的读书人这么多，能当官者十不过一二，余者呢？他们干嘛？难道让他们辛苦学习到的知识都白费掉吗？又或者是让他们变成整日里只知道出入烟花之地，自怨自哀的蛀虫吗？

那样一来，根本就是浪费人材，凭着他们的头脑和智慧，完全可以为我大唐的各行各业献计献策，又或者是转而学习医术，减少我大唐百姓的疾病死率，同样也能减少社会上的闲杂人员。

李叔叔对我的要求并没有立即同意，他只是让我多用用手中的舆论工具，为医者造势，待时机成熟之时再说，李叔叔的判断确实很有远见，这个年代，做事绝对不能太过强势，至少要顺应民心，而且要懂得引导。所以我听他的，况且，医生治病救人之术是为了让人远离疾病，收获健康，读书人从来都不反感这对这一职业的宣传。而《大唐时代周刊》副部编辑骆宾王甚至笑言，若是当时没有进我的编辑部，怕是很有可能会去当一位济世救民的医者也说不定。

而且，每隔一段时间，我总会寻找到了些关于医者济世求民的事迹和文章来进行刊登，而且，特别是对于张仲景，这位后世被尊为医圣的名医，我更是强大了对他的宣传力度，最主要一点，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人。

因为他不仅仅是一名读书人，更是一位官员，而且还是一位相当有名望的医者，他的事迹一直在社会上流传着，并且，他曾经举过孝廉，甚至做过长沙太守，他这样一人兼三种身份的医者，在学术界能得到认同，在官府也同样得到认同，而在医界的诸位医者心目中，更是一个榜样，同样在民间，他有着极好的口碑在流传着。关于他的事迹更是大众都耳熟能详。所以，他成为了我打破某些规则和看法的一块撞门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