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说实话，江敏的觉悟还真不怎么高啊！如果说自己的东西能有那么大的价值的话，江敏也不想留着给自己惹祸，可这毕竟是婆婆留下的，当初冯志彬交给她的时候，说的就很慎重了，一定要保管好了。人品文物处的人怎么说，江敏就是一口咬定，根本没有这东西。等后来实在没办法了，自己坐车回城里去了，她正好要准备毕业论文，马上就要毕业了。

此时，江敏的食品加工厂最不担心的就是销路了，最后盘账的时候，江敏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按照事先约定好的，给职工们发红利，而干部们就跟不用说了，各种待遇都有，分米、分面，分豆油，甚至还有布票啥的，奖金更是比职工都多。

养猪场那里也是一样，大家都很卖力干活，那样兼职的技术员，干脆连自己单位的班都不去上了。这里挣得钱多啊！

江敏手下的职工，分到了红利，但是实际上，还扣除了一小部分，江敏打算用这笔钱来做保险，也就是职工们的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在九十年代中期，我国菜先从东北三省的几个城市作为试点进入社会统筹保障金，也就是养老保险。之后从98年1月起各地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其中规定，第三条款：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以下简称企业缴费）的比例，一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具体比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少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因离退休人数较多、养老保险负担过重，确需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而江敏的做法，就是提前给自己的手下人一个养老的保障。

江敏手下的人，尤其是厂子里的工人，大多数都在三十到五十岁之间，江敏这样做了，就等于背负了一个巨大的包袱。但是，江敏的眼光更长远一下些，她就是要人们知道。跟着她江敏干。有肉吃。

对于江敏的做法，有许多人不理解，尤其是江敏身边那些信得过的人，江敏的做法，对于她本身来说，没有任何的利益可言言。甚至会影响现在的生意。伍代很发愁，江敏的意思是，要要这些钱换成国库券，也就是国债。1981年1月。国务院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确定从1981年开始，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

中国在中断21年后，重新恢复发行国债，并首次冠以“国库券”之名。当年，中国共发行48亿元的国库券。

1981年突然发行国债，“向老百姓借钱搞建设”。与当时的中央财政巨额赤字有关。

“文革”刚止，百业待兴。1978年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提出从1978年到1985年，要建设120个大项目，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大油气田等高指标。按这个规划来计算，这8年的基建投资规模相当于新中国前28年的总和。

巨大的投资规模令国民经济难以承受重负。最明显的标志是，1979年、1980年连续出现巨额财政赤字，1979年赤字达170多亿元。1980年赤字达121亿元。

而与此同时，国家的财政收入不增反降。1980年8月的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时任财政部部长王丙乾报告说，由于减免农村税收，增加部分职工的工资和实行奖励制度，还增加了国防战备费支出以及对恢复名誉的干部和职工补发工资等，对财政收入进行了冲减，唯一之途只有向银行的透支，结果又造成银行多发46亿元钞票。引发物价上涨。老百姓意见很大。

靠银行多发票子搞建设明显是饮鸩止渴，要治疗“投资饥渴症”。财政部就得想方法开辟财源。

时任财政部国债司司长的张加伦回忆，以前国家财政的基本原则是“收支平衡，不打赤字”，而1979、1980连续两年出现巨额赤字，“中央也恼火了，研究怎么办”。

这时候，财政部就想起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公债的事儿了。

1981.发行国库券

“买得多，思想好”

王嘉锡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好些年，每个月发工资之前，单位的通告栏中都会通知，告知当月单位发行国库券的总量、每个职工会发到的国库券数量，通常是职位越高、收入越高的职工，被分配到的国库券就越多。

另外，通知里还会号召员工自行认购国库券，“认购得越多，当然就觉得你思想越先进、越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