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来是各取所需的一个政策，双方都得利，并没有太大的不妥。

但明朝中期后，朝廷为了从食盐专卖中敛取更多的财富，不顾产销平衡，滥发盐引。

后果则是商人拿到盐引后到盐场无盐可支，发生盐引积滞现象，这一问题在两淮最为突出。

同时，官府对盐场的待遇也是一降再降，有的盐场主便铤而走险，将盐卖给私盐贩子牟取暴利。

于是，官盐壅塞，私盐盛行，盐税也就难以保证。税监先是向盐商预借盐税，后发展到预征盐税。

盐商资本由此被长期占压，运营成本增加。万历四十三年，官府又强行控制口岸（汉口）盐价，迫使一些盐商亏本逃散，市场陷入混乱。

到万历四十四年，也就是八九年前，两淮盐税已停征两年半。当许多人认为两淮盐政已不可救药时，袁世振站了出来，担起了拯救两淮盐政危亡的重任。

袁世振对当时盐政利弊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针对两淮盐政现状，提出了《盐法十议》，为神宗所喜，署理两淮盐法道，开始整顿盐政。

而“纲法”则是在袁世振到达两淮上任后，所提出的以推行新引为主、疏销积引为辅的方案。

简单地说，纲法便是将持有历年积压盐引的盐商编为十纲，每年官府向其中一“纲”的盐商兑换二十万张旧盐引，就等于是还债。

同时呢，官府向其余九“纲”的盐商征收合计一百八十万张新盐引的盐税。

这样，国家就等于把总共两百万张旧盐引的债务，分十年还清，同时还可以保证每年有新的盐税入库。

朱由校抬手示意刘若愚先停下，他得琢磨琢磨，消化消化。如果单从这个政策上讲，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思索了半晌，朱由校认为没有什么不妥，但盐商好象无利可图，怎么就答应了呢？带着心中的疑惑，皇帝摆了下手，让刘若愚继续讲读下去。

袁世振推出“纲法”后，果然没有多少盐商热切响应，反倒是多数都持观望态度。

然后，袁世振就出台了“占窝”法来刺激商人。

所谓“占窝法”，就是依据当下的数据刊定纲册，“留与众商，永永百年，据为窝本”，“每年照册上旧数，派到新引。”

也就是说，以后在纲册上有名的，才能依据纲册上旧引之数来买新引，才能到指定地区经营食盐业务，还可世袭，纲册上无名的则被排除在外。

我去！一听到“世袭”二字，朱由校本能地就觉得不妙。宗藩尾大不掉，成为大明沉重的财政负担，不就是因为世袭吗？

当然，自己这个皇帝世袭，那是天经地义，上下几千年都是这个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