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的中心思想是要保证国防军的军官都经过军校的栽培，他认为军校教给军官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军学理论，而是思想作风和政治信仰。同时执政府也能利用军校做为调控的方式，向军官学员宣扬主义和忠诚。

在军校的运用上，蔡锷详细的阐述了以南宁陆军小学、桂林陆军中学、四川武备学堂、云南讲武堂、黄埔军校、马尾船政学堂以及国防大学七所南方军事院校的革新方案，提议建立以七所军事院校为中心的国防训练体系。

在整个国防训练体系中，吴绍霆发现蔡锷一直在强调“严明”、“自悟”、“自律”、“纯正思想”这四个方面，讲究让学员自己领悟忠于政府、忠于国家的思想，并以思想完成严谨的自律。所有外部输入的思想主义都只能成为引导，真正还是要让学员自愿接受，只有这样才能全心全意支持国家和政府的指挥，也能培养出军人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让吴绍霆颇有感慨的，是蔡锷针对前两个阶段写下的一句总结之言：“国防军与地方军队最大之差异，是于全军上下，不论司令士官，不论兵士杂役，都拥有与生俱来的荣誉价值观和理解军人使命的真谛。”

荣誉和使命是改变一支军队最重要的因素，更是从精神层面强化军队战斗力的良药。

吴绍霆接着看下去，在有了士兵和军官的基础，国防军重要的还是整体实力的提升。

尽管编练国防军是一项长期的、大型的军事任务，可是蔡锷坚持认为一定要在长江战略期间，将一部分国防军投入战场加以磨砺。战场是检验军队的最终考场，蔡锷不在乎国防军能在实战中领悟多少作战经验，要的是通过硝烟和鲜血的洗礼，把国防军的弱点、缺点以及其他所有不足之处都暴露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加以改进。

吴绍霆忽然觉得蔡锷所设想的国防军并非是一支新练部队，而是一种更为深刻的军事理念，最终中华民国的所有军事力量都将按照这种理念来衍生和拓展。

在计划书的最后，蔡锷在做出了一系列的预计，包括在三个月之内完成国防军第一师、第二师和第三师的建制，并在十月之前投入长江战略的后期战场。而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内，国防军将陆续完成三十个师的编制，再经过一年时间转化大部分地方部队，组建五十个国防师的番号。

看完整个计划书，吴绍霆感触很多，不过他不会全部按照蔡锷的思路来办国防军。他之所以另外筹建与南方联军截然不同的国防军，真正的目的并不是要组建一支听命于执政府的武装力量，仅仅是要借助国防军的影响力在长江战略结束之后，针对统一南北各省地方武装埋下一个名份。

他不可能让广东、福建这些嫡系部队去扫荡各省不服气的军阀势力，因为粤军、闽军本身是地方武装，在南方的格局里可以任意施展拳脚，可上升到全国层次总是要顾虑的更多。有了国防军这个口实，对地方军阀下手那就顺理成章，一方面消除他吴绍霆的军阀气息，另外一方面也能更加壮大执政府的声威。

他不会走北洋政府的老路子，也不会走未来蒋委员长的老路子，既然有了历史的先见之明，理所当然要规避那些错误。

虽然蔡锷已经东渡日本治病，不过国防军的计划还是一步一步展开，单单前面的路子都需要花大功夫铺垫。几天之后，吴绍霆亲自主持参谋长大会，在商议长江战略的出兵计划之余，也交代了国防军的筹备工作。

从六月下旬开始，南方的声音渐渐从执政府身上转移，很快就有人从重庆的动态上看出南方即将再次拉开战火。首当其冲的湖北人心惶惶，每日电报往来都离不开“危急”之词。而早在六月上旬，*定下长江战略的规划之后，不仅重庆有动作，其他地方也在冥冥之中开始按部就班。

四川省的动作最大，省内川军、滇军、黔军、粤军都有，四川大战结束之后仅仅只存在了一小段时间的安宁，随后各种调动各种命令接踵而来。

熊克武虽然并不想参加对湖北的用兵，毕竟这已经没有太多利益可图，可是一方面迫于手下的压力，一方面又迫于执政府的压力，多少还是要做出点动作。

在蔡锷东渡日本之后，几乎南方的军权彻底掌握在吴绍霆一人手里，熊克武更加感到压力的倍增，不得不调遣第二师赶赴重庆，与第七师团会合。

受到熊克武的影响，刘存厚也硬着头皮做出反应，在重庆忙上忙下帮助第七师团筹备军用物资。当韦汝聰上任第七师团时，刘存厚几乎每天都要与韦汝聰见上一面，大放厥词扬言一旦开战，川军将紧随步伐出兵省外。

韦汝聰根本没有多余的功夫理会刘存厚，他肩膀上的压力不小，第七师团三个师将近三万人的编制，人生地不熟需要花大功夫去适应和了解。他也很清楚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相信七月之前南北第二轮交手就会打响，到时候只能走一步算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