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齐国选择的道路，就是和贵族达成一种妥协：齐国从贵族手里收取一定的税费，给予贵族在东部土地上在封地上的更多权利，田齐建立一支常备军，而宗法制下贵族无法继承的庶子可以前往军中任职，或者成为中央的官吏。

管子学派又是倾向于允许出售虚爵的，而一些商人又缺乏贵族的名分，使得田齐为了发展工商业，允许商人花钱买虚爵身份，或者是允许商人开矿、办盐场等，而且允许这些买到了虚爵贵族身份的商人驱使一些封地农夫的权力。

田齐想的也很清楚，让庶农工商得利，他们还是会选择更为激进的墨家，而且越是得利力量越强，反倒不利于统治。

而在对抗墨家这件事上，田氏和齐国贵族有着广泛的利益一致性，而且大部分贵族其实都是田氏的分支，在大利益上可以妥协。

为了加强法理性，搬出了五德之说炎黄之争后，田氏又命那些分出去的贵族们冠以“轩辕”为姓。

同时加强了贵族子弟的教育，尤其是大量的贵族庶子出任新军的军官，齐国新建的常备军的大部分军官，基本上都名为“轩辕某”。

又向东开始扩张到那些莱夷的土地上，划分封地，允许这些贵族加强使用封地之民的权利。

泗上工商业的发展急需大量的粮食和原材料，齐国的贵族也需要大量的手工业品，齐国的军队需要大量的武器，这就催生出一种畸形的农业经济发展。

在这个普天之下都开始琢磨着开阡陌破井田形成广泛自耕农为变革方向的时候，齐国来了一次反动变革，而且就现在来看，这一次反动变革竟然相当的成功。

原本农夫在封地内也有一定的份田，需要付出公田劳作给封地贵族，继续发展下去，贵族和王权之争就会出现王权利用农夫反对贵族的情况。

但墨家横空出世之后，这种争斗开始发生了变化，农夫靠不住、商人靠不住、工匠靠不住，反倒是贵族才靠得住。

无家者无国、无恒产者无国，有家有恒产的是贵族，有意愿有能力保护尊卑体系的也是贵族。

泗上对粮食和原材料的需求、高产作物的传入、琅琊到高密等地的海运发展，都使得齐国走向了一条庄园经济的反动变革的道路。

拥有封地的贵族在默许之下，抢占农夫的分田，圈占土地，使农夫在高产作物出现之下保留很小的份田种植一些地瓜土豆之类，然后贵族们利用农夫的劳役义务经营土地。

每年可以售卖大量的粮食、棉花、烈酒等，再从泗上购买棉布、火药、铁器、火枪、陶瓷等。

嫡长子继承庄园，庶子则进入军中学习，如果能够立下战功也可以继续获得封地。

每年依靠粮食棉花出口征收的出口税作为军费，每年征收一定量的人头税作为军费，齐国也终于养出来一支新军。

军官基本都叫轩辕某，士兵都是从各地征召来的。

十余年内，齐国都避免了战争，闷头发展，利用这种新的体制，再不触动贵族利益的前提下迅速扩张。

虽然莱夷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被击败，但是在东部齐国实际上并没有足够的有效统治；北部靠近燕国的地方，也是如此。结果伴随着这种明显的反动变革，反倒是齐国军中的贵族庶子们奋勇作战，以求获封土地。

一些大的城邑的治权，田氏又拿到自己手中，每年出口的大量粮食和原材料也使得齐国的中央经济有所好转，而且促使一些贵族开始转型：比如利用封地的人口采矿、晒盐、种地、酿酒等等。

齐国选了一条和秦、三晋都不一样的变法之路，因为齐国不得不这么选。

秦国可以利用外来人才以吏为师，依靠良好的外部环境，不惜和国内旧贵族决裂以强制变革，形成一个人人都可以上进的军功之国。

齐国没办法这么搞，齐国这么搞很可能就会被墨家抓住机会，而且人才都跑到泗上去了。

齐国只能选择承认贵族的身份尊卑，同时将军功和贵族绑定，承认贵族更大的权利压榨封地民众换取贵族的支持，以墨家的威胁作为联系王权和贵族的纽带，以靠近泗上工商业发达的地理优势发展大规模农业出口以积累财富。

商人们选择获得贵族的身份，获取一定量的农夫可供支配后，开始发展手工业，使得商人获得了上升通道成为了贵族的一员。

名字前面带有轩辕为姓的贵族们开始接受更为先进的教育，开始从基层军官做起将贵族和王权联结在一起，通过大家一起做“炎黄之争五德轮回”这一学说的受益者，使得齐国成为了一个不一样的国家。

这也使得齐国的大大小小的贵族，是最惧怕墨家学说和土地改革的贵族，也是一旦开战将会最为顽固的一群人。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命运，墨家若是战胜，他们所得的一切特权一切财富，都将化为乌有。因为他们的财富源于制度，而这种制度又是墨家必然会选择摧毁的。

齐国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一条正视国内贵族太多、实力雄厚、田氏根基不稳、距离泗上太近种种情况后所能选择的、对贵族和田氏而言最正确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