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既不反对又认为是善政，只是这善政里面也有许多生意。

就在适出访商丘之前，以商丘的一些大商人、公族们为主的一部分人，组建了一个商会，并且提出了一个论调。

他们认为，不论是保持军队还是发展生产，都需要税收，而税收又是从民众身上收取的。

这些大商人和旧公族的一部分人提出了一个“民不加赋国用足”的好办法，即将宋国的各处税收壁垒打破后，由他们商会出资购买下几处乡县的售卖权，别家商人不得进入。

售卖专营权的钱，就可以用作军费和一些生产建设所需，比如宋国东部的一些乡县的铁器、盐等由商会花钱获得专营许可，这一大笔钱就可以让政府少从农夫身上收取一些税费，两全其美。

并且大力鼓吹泗上的印花税政策，认为进入宋国的铁器由商会购买后，再由商会印花销售，私自售卖则要惩罚，而商会的专营权要“公开公正”地价高者得之，但又必须在半个月内定下，并且一定要是宋国人因为这样才会“心怀宋民”不至于过于求利苛刻。

如此一来，民众少缴纳了税，又有了铁器可用，中枢还有了钱可以用作民用生产，当真是岂不美哉。

时代总是不断进步的，而进步有时候就是承受了无数苦难后的觉醒，民众此时对于贵族制度是反感的，隐约觉察到了商人的可恶但还没有总结出来专营权的可怕之处，这种论调很有市场。

只是农家极为反对，因为农家本来就是反对商人的，而且他们在泗上学到的东西足以让他们认识到这种行为的害民之处。

是故农家表达了反对，并且认为如果不能够得到支持，那么在农家所要管辖的几个乡会正常缴纳军赋，绝对不会售卖专营权给外人。

这是一个折衷的办法，农家认为商人会谋利，虽然看上去民众缴纳的国税少了，但实际上商人求利，不会出于好心，所以实际上最终钱还是农夫出的，甚至于比起正常的税可能更多。

但是农家本身又支持“市贾不二价”，所以农家希望也是垄断经营，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良心”可以在不获利的情况下使得民众得利，就算是售卖也不会从民众身上剥利。

可农家关于整个宋国统一定价的方案，又不可能被别家认可，再加上宋国一些改头换面的旧势力的反对，使得宋国统一政策的方案不可能实施。

折衷之下，农家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政策，但他们希望能够从墨家手里借贷一笔款子，从而垄断他们将要执政的几个乡的售卖，用良心来确保市贾不二价，来确保民众不会损失太多的利益。

关于这其中的歪歪绕，适当然是知晓的，实际上宋国那些大商人和改换身份的旧贵族们商量这件事的时候，适就知道。

对于这件事，他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也拒绝发表任何意见，因为宋国的革命很不彻底，将来有一天当然是要毁掉专营权这些东西的，但这些东西最好是觉醒了的宋国民众自己来反对，如果真的不行，等到天下大定的时候还没有解决还没有觉醒，那么再由墨家来用暴力收拾。

宋国现在只能算是一个“地区”，算不上一个国，因为在经济上宋国已经基本上是泗上的从属，倾销地和原材料产地。

短期看，民众得到了土地，降低了税赋，减少了贵族的私兵和整体上的军赋，民众的生活水平肯定是有所提升的。

长期看，等到民众们逐渐开智，稍微加以引导，又有外力支持，那么自然会起身反对这些不合理的政策，但适希望这是民众自己争取自己醒悟的。

毕竟，宋属于天下，宋人是将来天下人的一部分，天下的觉醒和重塑需要的是天下人的觉醒，施舍来的东西总不会长久和珍惜。

泗上处在生产者的位置，本身的利润已经够了，所以批发价和零售价之间，批发价和泗上的利益息息相关，既然大商人和改头换面的旧贵族想要攫取这些利益，他们便要做好将来承受反噬的代价。

墨家不评论此事，那么这件事在墨家的官方解释中既可能是害天下的、也可能是利天下的，有一天需要评论的时候自然会给出一个定义。

适甚至知道，戴琮的家族在其中也有极大的利益，并且希望利用他这个询政院大尹的身份来获得足够的利益，当然他自己不会亲自出面。

一场闹剧式的变革，也必然带来闹剧式的结果。闹剧式的结果，正是墨家此时希望的宋国模样。

至于剩下的几个声明，也都是和宋国“摇身一变”的旧贵族、大商人们的利益息息相关。

开办银行，控制货币发行、统一泗上和宋国的货币，这是墨家控制宋国的手段。

开办银行的股本又不是墨家自己出，还有一部分要留给宋国的公族贵族，既然暂时不想直接统治，总得养几条听话的狗，并且给他们点骨头吃。

将来因为商人盘剥民众太过而出了事，那也和墨家无关，反倒是民众会“喜迎王师”，或者自发革命。

这一次宋国闹剧式的变革，总归有点进步，打击了分封建制的贵族，旧的统治阶层完蛋了，新的矛盾还在萌芽和酝酿之中，为时尚早。

顺带着使得宋国更多的人有生产资料可以买得起泗上的手工业品，为泗上每年花费高昂的教育体系贡献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