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然说出一句：“想不到非洲也有这么大的商机，那么穷的地方，王班长居然赚到了钱。”

妍子说：“你没跟他接触过，你不知道，比猴子还精的人，是什么样。”

小苏的老婆说到：“王总我还算了解，他只是不甘于平庸，喜欢折腾而已，当然聪明是肯定的。”

李茅问到：“庄哥，你最了解他了，你说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当温州的部分小工厂生产过剩时，王班长在非洲开辟出新的天地，他自称自己是非洲雄狮，倒让我联想到一个词：草莽英雄。

“他是个草莽英雄，我只能这样形容。原来在北京做手机生意好好的，全部丢掉到非洲去闯荡。去年，温州部分滞销的日用品，他拉到非洲赚钱了。光做中非贸易这块，他就赚了几千万，这才仅仅一两年时间，他又开始研究新的项目了。”

我看到妍子的眼色，明白言多必失的道理，马上把话题移开：“反正，他就喜欢找新东西、新市场，做生意赚钱仅是他目的之一，换新花样找成就感，也许才是他最大的动力。”

小苏说到：“我是哪样赚钱我做哪样，他是什么？”

“他是哪样没做过，就试着做哪样。”

李茅说：“这是探索者啊，好奇心和行动力，几乎与科学家一样的品质。”我笑到：“你也把他说高了，其实，我们兄弟有的毛病，他一样不少，但他的这个优点，我们倒是都没他强。”

关于未来可能的合作伙伴，大家都有兴趣研究。小苏问到：“你陈班长不是也很优秀吗？他与陈班长比呢？”

“两种类型吧，陈班长优秀体现在稳重，他做事时的最大思维是：避免失败就是成功。而王班长做事时，想得最多的是：我试过了，我就算成功了。”

当他们还在回味我所说的话时，我解释到：“这也许与他们的性格有关。性格的形成，也许与他们的成长经历有关。陈班长长期处于生存压力之下，他是全家的唯一支撑，他失败不起。而王班长家庭条件较好，所以对失败的容忍度比较高，让他瞎折腾的爱好受到了保护。”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没必要透露这两人的隐私，但可以拿现场的人打比方。“比如王班长就是妍子，开酒吧是爱好，失败了也没什么了不起，万一成功了呢？那是自我实现。小苏做生意就是陈班长了，不能失败，只能成功，所以就比较保守。以前是为钱所迫、现在是为情所困。”

大家听出我玩笑的意思了，都朝小苏和他老婆看，首先是李茅没忍住，也惹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然然显然不没从非洲的市场中走出来，冷静下来后继续重复了她的不理解：“为什么在非洲能赚那么多钱呢？是中国人现在变聪明了吗？”

她这种人，其家庭和成长经历，造就了她的思维方式。相信资本的力量，非洲没有资本；相信知识的力量，中国人能这么聪明？

“你凭什么认为非洲就赚不到钱呢？”李茅这个问题是反问，其实，他也有与然然一样的疑惑。

“中国跟非洲人打交道也有好几十年了，不仅没赚到钱，反而是援助援建贴钱，怎么，现在，是中国变了？非洲变了？还逻辑变了？”

我一听，这是典型的逻辑思维习惯了，这三问就是对推理三段论每一段的怀疑。在三段论中，任何一部分为假，那么整个结论就为假。反之，当事实不符合原来的推理结论时，反过去检查整个推理的三个论段，肯定是至少某段出了问题。这是学院派知识分子思考的方式，如果没有经过大学培训的王班长在这里，他无法适应这种推理方式，当然他本人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大家都在想，当然最先想到的还是我，因为我最了解，也在经商第一线，最直观。

“从绝对意义上讲，然然所说的三个，都变了。这当然是个哲学判断，依据是运动的观点、发展变化的观点。我们最重要的是寻找相对意义上的变化，依我的看法是：主要的因素是中国变了。”

李茅这才反应过来：“对，庄哥说得对。当今世界上，变化最大的，当然是中国。我觉得，中国与非洲的关系，从原来的政府间关系为主，转换为民间交往为主，这给了民营企业以机会。比如中国的改革，就是化整为零的战术。将大集体的农村土地化分为家庭小承包，将大工业的体系中允许乡镇企业或民间作坊作补充，将大商场划分为小柜台出租，现在全国最大的中外民间贸易市场义乌，卖的主要是小商品。化整为零游击战是我们民营企业家的强项，也是中国人的优势，当年日本人也没办法对付的。”

李茅虽然是理科生，但对军事之类的东西感兴趣，最喜欢在我这当过兵的人面前引用军事术语，这虽然幼稚，但可爱。

当然，理科生毕竟是理科生，他除了用比喻等不靠谱论证方法外，也少不了理论的严肃总结：“解放每个人的创造力，这就是改革吧；解放所有地域和市场的束缚，这就是开放吧。”

搞得像个政治家似的，总爱发表一些纲领性的东西。我岳父是这样，老一辈的人都有点这个倾向，跟谁学的？

当然，在然然面前，我得表示出对他的肯定，人家要结婚了，过几天的新郎官，也是官嘛。

“李茅说得有道理。每个人的创造力被解放后，总有些英雄杀在前面。”我的点评增加点感情色彩，这里毕竟是酒桌，况且还有感性的、水灵灵的女人们。

“我觉得，是差距引起的。”妍子平时不参与理论纠缠，但今天估计喝了点酒，兴奋起来了：“我也知道他在温州进货的东西，他是赚了钱。其实那些东西在我们中国看来，都是比较低端的，虽然是合格品，但基本没有品牌，都是原来小工厂的杂牌子，这在中国是乡镇市场上卖的，还卖不出价。生产这类东西的厂家，我所知道的，在温州，也有些倒闭转产了，因为这东西过剩，在中国不赚钱。但是，这东西到非洲，就不同了，既然在中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那在非洲就算是好东西了。据王班长家属讲，他的批发市场就在非洲的大城市。比如在非洲，用得起微波炉的，都是条件比较好的人。但也架不住原来产品的价格高昂，原来的微波炉都是欧洲来的，价格是我们国家的好几倍，人家花钱也心疼。我们的货虽然不是品牌，但照样合格耐用，钱是人家的一半，甚至一半都没有，人家不欢迎？所以，嫂子说，他们的货有时还没进港，批发商的预付款就打过来了。你们说，我们过剩的东西在非洲抢手，这是不是因为生产水平的差距造成的？”

从李茅的巨型宏观突然跳到妍子的具体微观，这种讨论充满张力，张力，让讨论有了生机和可能性。

也许是受到妍子发言的鼓励，一直不怎么开口的小苏的夫人也冲了出来：“我觉得妍子说得对。我是站柜台出生的，王经理的方式我也了解。比如妍子开酒吧，卖高档红酒，但代替不了奶茶店，还有靠边卖冰棍的，各种消费的档次差距，就注定了各种消费市场的存在。别说是非洲与中国，就是中国内部，乡镇市场的东西和西单商场的东西，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别说是大中国，就是在北京，差距也无处不在。就说这手机。王经理当年卖杂牌子，隔壁大品牌的体验店，营业额也不一定比我们好。现在我们开的这店子，定位于二流品牌，不也还是有市场？中国本身就存在巨大差距，所以，高中低档的东西自然就冒出来了。欧洲要高端的，我们有。非洲要低端的，我们也有。有差距就有商机，这是我体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