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指出，梅东兴等人虽然早年起义造反，但是他们到了安南以后，不再与满清朝廷为敌，也没有回到大陆地区从事叛乱活动，现在满清国事艰难，国家不宜多树强敌，应该主动与汉国修补关系，放弃一直敌视海外华人的政策。

吏部候补主事唐景嵩奏称:中国如不敢抗法，则连梅东兴所部不如，

“梅东兴所部早年不过太平军一残部，带领数数千流民、青壮，驰檄文，败敌将，法国人行迹狼狈，被梅东兴所部分割包围在几个孤立据点，进退两难，而堂堂天朝上国，诸多文武大臣以老成持重为托词，不敢出兵与法国人交战，虽然表面有说辞来应对安南政府，但是怯弱畏惧至此，难道不怕亿兆国民和太平军余部耻笑吗？”

主战派官员的建议，毫不意外的遭到清政府的驳回，而像唐景嵩一样，在奏折中言行过激的官员，则以不体朝廷苦心，思虑不当的说法，遭受一番训斥后，以考察安南局势的名义，发配到局势危机的北坂地区，任其自生自灭。

满清政府对外屈膝退让，对内残暴压迫的本质，在镇压太平军起义后的几十年中，越来越显露无疑，先是在远东方向步步退让，致使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被沙皇俄国吞并，接着小小日本也上来打脸，

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随后满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北京和约》，和约规定，清政府以“抚恤”及支付“修道、建房”费用为名向日本侵略者赔偿50万两白银，同时，

和约中竟有“兹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出兵乃为“保民义举，清国不指以为不是”的自欺欺人之语。

稍后几年，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群岛，满清政府未言一语，于当时的满清政府而言，本土的官兵刚刚经历国内战争，有一定的战斗力，而日本方面实行维新改革不过几年时间，如果两方交战，日本必败无疑，结果满清政府尚且不敢出兵应战，其懦弱无能之举可见一斑。

从雄据中亚的沙皇俄国，到兵少国小的东瀛岛国，再到侵略安南的法国，满清政府一直秉承的对外屈膝投降的政策，在与南美汉国取得一场场对欧洲白人的胜利面前，刺痛了一部分有良知的大陆华人的心，自从满清朝廷明令驳回援越抗法的奏折建议后，不断有沿海地区青壮奔赴北坂地区，投奔南洋军团而来。

3月15日，两广人庞振云带领200民装武装，抵达下龙港，3月17日，广东民团教头胡昆山携带快枪17杆，民团勇壮140人投奔南洋军团，3月20日，广西帮派武装头目朱冰清、思州贡生李唐相继带领200到300不等的青壮，越过安南边境，进入南洋军团控制区。

到了三月下旬，仅仅从大陆地区投奔而来的华人武装数量便达到了2000余人，再加上梅东兴动用搜集到的资金，大力在安南、南洋等地招募的士兵，南洋军团正规军人数恢复到5500人的大编制，同时装备老式德莱赛步枪和不同型号的新编南洋警备军人数达到3000人，预备役民兵武装数量达到5000人。

法国人占领整个安南地区的野心昭然若揭，为预防法国人撕破脸皮，进军北坂地区的最坏局面发生，李明远早在建立广宁、谅山两省移民中转基地的时候，便指示南洋军团历任最高军政指挥官做好准备。

粮食、医药物资充裕，各式火枪、火炮、仿制的加特林手摇机枪弹药充足，足够应付一场中等规模战役，为期一年的消耗。

在此之前，南洋军团方面之所以没有对龟缩河内城、海防等地的法军发起最后进攻，完全是为了以被围困的法军为筹码，策应中央政府与法国政府的协商、谈判，但是法国政府认为汉国与法国同样距离安南路程遥远，无法投入大规模军队跨海支援，同时法国政府还过高估算了被困北坂各地法军的战斗力，认为南洋军团获取军事物资补给困难，缺乏重型武器支援，没有能力在短期内攻下，由法国本土士兵严防死守的各个据点。

法国人企图以被困法军为诱饵，将汉国在安南地区的武装力量牵制分散在各个孤立的据点外，然后等到法国远征军队抵达安南后，协同被围困法军一起，将久战无果、精疲力竭的南洋军团部队全部歼灭，解决法国占领安南的最后一支武装力量。

南洋军团自然不会一成不变的按照法国人的设想去做，就在法国舰队刚穿过苏伊士运河的时候，梅东兴已经完成了对被围法军最后一战的准备工作。

正式下达作战命令之前，为了鼓舞士气，梅东兴亲自召见了十余名从大陆地区赶赴而来的武装头目，其中尤以唐景嵩最让梅东兴感到重视，因为他是汉国建立以来，第一个主动投奔的满清中央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