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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友亮是如何进南京城的，后世正史、野史有多种演绎。比较主流的说法是弘光皇帝自知资望德行不如鸿德皇帝，便主动自废帝号，大明驸马安国公宋友亮是率领“王师”在大臣和百姓的欢呼声中进了南京城。而民间野史则传说安国公宋友亮兵围南京城，炮催促弘光皇帝投降。当时的弘光皇帝正服用了在宠信两名新选入宫的秀女，一时受了惊吓，得了马上风一命呜呼。南京城里乱作一团，宋友亮便率兵进了南京城。

总之，大明的天下再次一统。不过战斗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宋友亮的到来，自然将一系列在登州镇时便已经施行的政治、军事、经济制度移植到江南，这给江南的官僚商业集团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于是，看似太平的江南之地，实则暗流涌动。

苏州西郊的太湖，古称震泽，乃是风景秀美绝丽之地，午后的阳光,把金色撒在湖面,湖面波光粼粼。一艘艘扬帆的鱼船好似一朵朵沉睡着的白色睡莲随着波浪,近了,远了,渐渐消失在一望无边的湖中。湖岸边郁郁葱葱的芦苇,随风摆动婀娜的身姿在湖边起舞,扬起的芦叶似那裙上的流苏白绿相间

一艘画舫畅游其间，船船尾各站着四名彪形大汉，大船周围还有七八只小渔船，看似是渔人在捕鱼，而那些渔人的目光却不在渔网上，而是警惕地注视着周画舫上，当朝驸马宋友亮正在宴请几位重要的客人，他们便是大名鼎鼎的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之所以请这三人，这与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三人的政治理念不无关系

先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都主张经世致用思想，认为应该学以致用,关注现实问题。反对阳明心学式的空谈。针对明代八股取士,读书人只知诵读程朱注解,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的情况,他们主张为学应求务实,应关乎国计民生,致力于社会变革；其次，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都主张“工商皆本”或者“农商皆本”的思想。明末商品经济蓬勃展,工商业地位日渐突出,明末进步思想家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主张土地改革，赋税改革，政治制度改革。反对传统重农抑商，认为并强调“工商皆本”。　反对单一的科举取士，主张使用多种渠道录取人才，以制度防止高官子弟凭借长辈权势在录取过程中以不正当的方式胜过平民。扩大了录取对象，包括小吏，会绝学（包括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等等）的人，上书言事者等等

所有这些思想都与宋友亮不谋而合，而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之所以肯应邀前来，主要也是因为宋友亮施行的新政策与他们的政治主张颇有相似之处。外加宋友亮的名声远播，他们也早就想来拜会一下这位大明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驸马爷、安国公。

宋友亮作揖道：“诸位都江南文人的前辈长者，平时能请到一位已经是荣幸之至了，宋友亮真日能够请到三位，真是三生有幸！”

“公爷谬赞了！”　顾炎武起身笑着还礼

黄宗羲也还了一礼，随即说道：“今日公爷请我等前来，改不会只是邀我们游湖吧？”

“开门见山~~痛快！”宋友亮说道：“相比各位也听说朝廷要在施行新的税制，晚辈想听三位前辈先生的意见。”

王夫之笑道：“农不及工，工不及商，商人也是大明百姓，照章纳税，理所应当，况且农商皆本，怎么可以把税赋的负担都压到农夫身上？”

黄宗羲也说道：“我见天下之田赋比以前更重，而后百姓的生活也比以前愈加艰难，江南的田赋特重，有些田亩将一年的产量尽输于官，然且不足。而那些商贾坐拥巨富，缴纳的税银却十不到一，实在不应该。依我之见，眼下的田赋征银有三个问题：第一，银子非农业之所出，纳税者因为要把粮食折为银两而遭商人盘剥，反而加重负担；第二，不分土地的肥瘠程度按一个标准征税，造成负担不均。应该重定天下之赋，生产什么缴纳什么，不强求一致，出百谷者缴纳百谷，出桑麻者缴纳布帛；第三，重新丈量土地，按土质优劣计算亩积，分别以2佰四十步、三百六十步、四百八十步、六百步和七百二十步作为五种“亩”，即把土地分为五等，据等征税，消除因土地质量不同而带来的赋税负担不均的问题。”

顾炎武说道：“天下之人心里想着自己的家，偏袒自己的孩子，是人之常情。如果为君者真的关心爱护百姓，就应该放任百姓自己去为之。只有让人民“自为”，而不是让那些口称“为天子为百姓”的官员们来监督百姓们如何作为，才能最大限度地激百姓勤劳致富的积极性，促进市井的繁荣展。届时，再辅以商税，那么国库就充足了，农夫也不用被课以重税，最后铤而走险了。”顾炎武清了清嗓子，说道：“就拿盐业来说吧，眼下盐法的主要弊端在于，它只有利于盐吏们大量侵吞国家的财税，又阻碍了食盐的自由流通，造成了民生的困乏。自万历以后，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哪个人背后没有官员豪绅撑腰？如此官商勾结，今日盐利之不可兴，正以盐吏之不可罢。”

“精辟~~官商勾结，中饱私囊，以至于国库空虚，民生凋敝！“宋友亮忍不住脱口而出道，“这一论述，与后世马克斯?韦伯所论说的儒家士大夫为维护其乱收费的特权而阻挠自由贸易的观点真可谓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