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家伙拎着啤酒就跑过来了，当时我是这个阵地的最大干部——排长，硬着头皮前去交涉。听着他半天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汉字真累，后来才搞清楚这个满头金发的家伙叫赖恩，是他们营唯一会汉语的，志愿军的翻译也少，双方就默许我们两个沟通交往。

我跟他学英语，他跟我学汉语。这个叫“赖”的家伙总是吹嘘有线，家里有大农场、还开了工厂，哪次跑过来都背着罐头、糖果、啤酒什么的……，嘿嘿，革命军人还怕这个？糖衣吃了炮弹打回去！

他总是吹嘘他自己是什么省大学毕业的，多么多么聪明。人模狗样的，长得比我稍稍好看一点。比我可笨多了，一年半之后，他退役的时候，我都能够和他用英语对话了，他汉语学得一个字都“赖”不出来了，还冤枉我不会当老师。走的时候，很认真地写了地址，邀请我去家里做客云云。咱决不能上美帝的当，扭头就把纸条扔了！

解放战争的时候，给老领导当通讯员，别说战功了，一枪都没有放过，跑来跑去的都也没跑出师部范围20里地去。老领导对我亦兄亦父，天高地厚的。大家都叫他李参谋长，我随着大家叫。

我见到李参谋长那年，应该是40年吧。

一个晋西北的小山村，好像叫草沟什么的。一共也没有十户人家，除了几个参加八路军游击队的，就剩四十几个人。别人都姓何，只有我家姓李，我和母亲一起过活。从记事起，就没有见过父亲，母亲不肯说，别人说不清，后来放哨都忙不过来，也懒得问了。

村两个“长”，一个是民兵队长何大叔，一个是我了，儿童团长。他有三个兵，我有六个。民兵有两支老洋炮，一把砍刀；儿童团，只有一支儿童团长的“专用”红缨枪。

小山村在半山腰，背靠大山，西面前出一里有个土包，站在土包一眼就望见山底河水，从山底看不到小山村。土包就是我放哨的岗位，放个木杆当消息树。看到鬼子，都来得及上山，往山林一钻就行。鬼子也很少来这边，大多从山底路过，也没见过那个鬼子往小山村看一眼。

这一年的夏天，地里的庄稼都比人高了。放哨，到了中午就要回家了吃饭了，刚回头就看到一伙鬼子从北山下来。村里人都在屋里，急的我怎么喊都没有人听到。放到消息树，也没人看到，拿起红缨枪顺着山沟就往回跑啊。

还没到家，就听着村里响起枪声，从沟里刚爬出来，看到一个鬼子正在欺负自己的母亲，当时就急了，端着红缨枪就冲了上去，对着鬼子后背就是一扎枪，也是跑了一里路气息都不匀乎，扎偏了！鬼子到是有经验，没有直接起身，而是向侧面一滚，正好被我扎到了前胸。

鬼子抓着枪杆一抡，就把我甩了出去。等我哎哎呀呀爬起来，鬼子躺在哪里已经不动了，自己连滚带爬到了母亲身边，看着一柄刺刀就正扎在母亲的胸膛上，血突突地向外冒啊！

傻了，“啊、啊”地不知道怎么办了。母亲推了我一下，喊了一声，“快跑，上山！”睁着大大的眼睛就那么盯着我。是母亲让一个六神无主的孩子有了生机，我爬起来还想着拿红缨枪，鬼子攥得太紧，只好拖着鬼子的大枪，等跑到沟边回望母亲，母亲还在那里睁着大大的眼睛盯着我。

这是我消灭的唯一一个敌人，这个战功是母亲用命换的，别人不能提，自己不敢想。李参谋长一提我眼泪就下来了，自己一想就象看到了母亲盯着我的眼睛。

顺着山沟没命地往山林那边跑，知道跑进山林就能活命。在山林里一直跑到听不见枪声了，才敢躺在那里，只是连哭都哭不出来了。

不知道过来多久，看见小山村那边冒出了黑烟，就知道鬼子放了火走了。等一步一步挨到了小山村，火都灭了。看见一个八路军干部站在村口，我扔了大枪抱着他就嚎啕大哭。

这就是第一次见李参谋长，浑浑噩噩的被他领到一个土包那里，八路军已经把母亲和所有村民合葬在一起了，起了一个坟丘。告诉我村就活了我一个，让我对着坟丘磕头，也不记得是不是磕头了，也不知道那时候自己是昏过去了，还是睡着了。

后来知道李参谋长叫李茂，是八路军的一个团参谋长，身材细高的，长得文文静静，带个眼镜更显文雅。湖北人，家里也很穷的，是哥嫂养大的。解放后回湖北也没有找到哥嫂一家，也不知道是搬走了，还是被国民党还乡团或是鬼子给害了。打仗很有水平，带了一个营到这边搞敌后游击战，到抗日胜利时候一个营发展都有上万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