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8章 爆发(1 / 2)

第648章 爆发</p>

轮船驶过太平洋,抵达上海,迎接的有胡适、蒋梦麟等人。</p>

和其他刚来上海的老外一样,逛了一圈后,杜威对李谕说:“上海很像纽约,这些西式建筑让我恍惚间以为没有离开美国。街道的布局以及如此众多的繁荣店面,除了面孔大多是亚洲人,与美国的海滨城市并没有太多不同。”</p>

李谕说:“所以才说大上海嘛,整个亚洲首屈一指。”</p>

胡适则说:“先生,我们在大同大学布置好了演讲台,两位请过去吧。”</p>

杜威问:“我不会中文,直接用英文演讲可以吗?”</p>

胡适说:“肯定不会有问题。”</p>

此时的季节还没有太过炎热,听众热情十分高。</p>

杜威其实并不擅长演讲,而且有些不修边幅,穿着很随意,好在讲的内容不错。</p>

会场打出了“科学权威代替传统权威”口号,这是新文化运动者很喜欢的一句。</p>

杜威站上台后,慢悠悠地说:</p>

“我明白大家义愤填膺,在此我只能再说一次,学生终归是以学习为目的,要是能够以更加智慧的爱国精神表达政治观点,采取政治行动,将更有效果,同时能保护自己。</p>

“但若是加上足够的智慧,那么火药可以变成枪弹,水汽可以转动机械。效果翻了数倍!</p>

“你我都是学界中人,就应当以智慧的方式,将社会上各个方面组成得像先进的机器一样,每个零件互相配合,发挥出极大效用。而一旦拆散开,就成了废铁。所以必须有正当的团体,互相帮助,才能达到最好的目的……”</p>

“万万不可感情用事,需要有目的、有方法、有决心,那样才能志之所在,往而必达。否则就是五分钟热血,就算可以痛快一时,也会像火药爆发,转瞬即灭;又如水汽蒸发,立即消散。</p>

“对此我非常震惊,我曾特意询问一个路人,问他对日本人占领满洲的看法,他却神色自若地回答我,‘哦,那是满洲人的事儿。’</p>

“而我要特别告诉诸位,现代西方文明的精髓,在于精神文化,中国人若想从西方得到启示,就得从这一点着眼,改造自己的民族精神。</p>

“……”</p>

随后的演讲则是李谕,他不得不提一个关键问题:</p>

“最近我去了趟巴黎,想必大家都知道了很多事情,虽然最终结果没出来,但情况非常不容乐观。</p>

不过在大庭广众讲这种揭短的事,确实让一个外国人来说比较合适。</p>

“我在船上就知道,孙先生的提议为五族共和,在政治理念上是非常高明的一招,现在也的确做到了,怎么有人仍保持曾经清朝的观念?</p>

当晚,杜威住在李谕的豫园中,他对这种传统中国园林简直爱疯了,恨不得以后也在美国建一个。</p>

“从这些小事中,让我觉得中国人有一种缘于心理习惯的冷漠。</p>

李谕和杜威讲的,肯定会发在报纸上,让众多学生看到,算是比较合时宜。</p>

“我明白,但在美国,只要拿出一个外形,很多人就如痴如醉。即便有意境,他们也体会不到,”杜威说,然后指着假山、鱼池说,“我最满意的就是这个。”</p>

“不管什么权威,都不应该过分看重,我们应该追求的是实际的认知和效度。</p>

迅哥对国人冷漠的认知肯定要更加深刻,但他是通过文学作品来阐述,形式不太一样。迅哥的方法属于韧劲强、后劲大、持续时间更长的。</p>

好嘛,不愧搞哲学的,杜威真的敢说。</p>

“而在面对山东问题时,他却又义愤填膺,丝毫不让。</p>

“我来到中国的时间并不久,但我发现传统中国文化下的普通人,似乎对国家问题十分冷漠。</p>

“我知道中国人一直拼命学习西方,要改变现状,对此我十分欣赏。</p>

“还有,我专门乘坐了上海的人力车,路上发现一个行人被撞倒,看样子受了骨折之类的伤,但其他行人却不予理睬,最后是路过的巡警将伤者送往了医院。</p>

李谕说:“中国园林讲究意境,就算贵国现在营造方面更胜一筹,却绝对玩不明白‘意境’二字,这是中国艺术中最灵魂的东西。”</p>

李谕笑道:“里面养了鲤鱼,如果杜威先生带回美国,恐怕会有点破坏生态平衡。”</p>

“不都是鱼嘛!”杜威并不在乎。毕竟这时候还没有太多物种入侵的概念,“而且能不能活着带到美国都不好说,实在不行我放进去几条密西西比河中的鱼。”</p>

“只要不太凶,又好养就可以。”李谕说。</p>

——</p>

次日,孙先生知道杜威来后,也登门造访。</p>

“本人现在潜心学问,这次来也只是为此。”孙先生说。</p>

杜威说:“即便谈政治,我一个哲学教授也谈不了多少,何况还是贵国的政治。”</p>

孙先生说:“我看了报道,知道杜威先生秉持的是实用主义哲学,正好有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想与您探讨一下。”</p>

杜威说:“先生请讲。”</p>

孙先生说:“关于您的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有个非常著名的学者,提到了‘知行合一’的观点,影响了众多中国的读书人。想做到知行合一绝非易事,所以后来产生了两种观点,知易行难与知难行易。”</p>

杜威思索了一会儿说:“我们欧美之人,只知道知之为难,未闻行之为难。”</p>

即杜威认同“知难行易”。</p>

孙先生深以为意:“我有同样的感慨,知难行易,知难行易啊!现在的中国,就是找不到一条康庄大道,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p>

孙先生人生相当波折,尤其是革命道路上。</p>

其实在普通人看来,确实是“知易行难”,因为你总能找到成功者指引的路。</p>

而一旦到达某个层次,需要探寻未知的事物时,便是“知难行易”了。</p>

反正这两者没有绝对的对错,经常被当成辩论题目。</p>

杜威问道:“李谕院士,你怎么看待?”</p>

李谕说:“中国的古训长久以来是‘知易行难’,因为学问大体固定,只是有些人不愿采取行动。虽然某种程度上说,知易行难没有错,但问题是国人缺少了‘知难行易’的观点,我认为二者都应该有。”</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