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令部在大坝基地边缘的一所水泥房子里，已经进行过加固。

这是我获救后第一次走出医疗区，一路上发现到处都在急性加固和检修，焊接光闪得一大片一大片的。

走进水泥房，就看到几个军官正在说话，其中有我们刚被救上来时碰到的程师长，他们都板着脸。

如果是其他时候，我对付上级还是挺有一套的，我这人属于老大难，看上去老实，其实古灵精怪，做事不会犯大错误，但也不会老老实实听上头的话，是上头觉得不管不会出什么大事，但也没什么前途的那一批人。

但这一次情况不同了，上头的几个人我不了解脾气，而且气氛非常压抑，我几乎站不住，手心已经开始冒汗。

这时我已经知道自己的紧张和心虚是压制不住的，索性就不压制了，让他们觉得我是因为看到上级才会有这样的紧张表现。

整个报告的过程持续了两个小时，我浑浑噩噩，最后也不知道是怎么过关的，只是在说到胶卷的时候，我强调我是看过胶片的，但我发现他们无动于衷，好像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说完后，我忐忑不安地看着他们，不知道面对我的会是什么命运，是被挥手带走，还是会被质问？

没有想到，几个人只是低头记录，然后问了我几个小问题，要求我把说的内容再作一份书面报告，就让我离开。

我从帐篷里出来，被地下河的寒气一激，发现自己的后背全是冷汗，凉得要命。又去回忆作报告时的情形，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露出破绽，继而怀疑起几个军官的那种表情，那是他们不动声色的习惯，还是意味着他们觉得我的话有问题，所以不露出表情？

各种猜测让我无比的忐忑，想来想去觉得还不如袁喜乐那样失去神志的好。

之后两天，王四川也来找我，他也有和我一样的疑惑。因为他在作报告的时候，很含糊地略过了看胶片的那一部分，原以为一定会被追问，后来竟然也没有人问他。整个报告的过程也非常顺利。

我想着，难道是我们想太多了？如果那些军官不是故弄玄虚的话，也就是说，他们的注意力其实根本不在胶片身上，甚至根本不在我们身上，这些报告只是走过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