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水流年的平凡人生故事依然延伸，到了云南的沈从文与张兆和，又有了别样的风景。

一九三九年，开春。日军的侵袭并未因昆明暖绒的阳光而停止，飞机开始轰炸这座宁静的后方城市，兆和决定搬离昆明，带着孩子们搬到更偏僻的小城呈贡。一来，躲避战争；二来，她想当一名老师，而这里正巧有一所专为难童开设的学校。

小城有小城的美。西塘的婉约，婺源的丰厚，呈贡更类似一种农家的朴素美。从呈贡的家里到上班的学校，有二十多公里的距离，蜿蜒了一路的是粼粼的麦田，间杂着金色的油菜花和秀丽的木香花。风吹麦浪，也吹起兆和心中微醺的快乐。终于可以自立，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愉悦，沈从文和孩子暂且放置一旁——大人不必担忧，孩子们也都学会自理，龙龙甚至在听闻警报后跑得比大人还快。

至于沈从文，他时任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教授，教中国现代文学，平素里住校，周末时回呈贡，先坐一个钟头的火车，继而骑马，才得以回家。呈贡居住的房子也让他们很喜欢的。那是一位地主花了许多年造好的，窗上雕着活灵活现的小动物，承柱子的石鼓上雕着花，没一处不漂亮，只可惜老地主没福气，房子建好后，隔了一年就去世了。沈从文从他的二弟媳手里租下了这所宅子，在这里，他们度过了全家最温馨美满的一段岁月。

一家人坐在灯火下各忙各的，兆和低头改作业，两兄弟专心写字，若是遇上周末沈从文回家，他兴致高，会给家人们来一段即兴演唱，无非是当兵时学的爱国歌曲，但他很高兴，孩子们也乐得不去给他扫兴。其实他们更喜欢爸爸给讲故事，在他们心里，爸爸讲的故事是最好的，又好听，又永远不重复，什么打老虎，捉蟒蛇，猎野猪……他们又怕又爱。爸爸还喜欢给他们讲自己追妈妈时的故事，当然有艺术成分，不过有一点是真的，不管他怎么夸张，故事里的兆和如同当年一样，最开始的时候对他总是爱答不理，能避则避。

人间最温暖的，也不过如是。闲敲棋子落灯花，家人相聚，共享天伦。沈从文何尝不知，这就是他心心念念的暖；兆和也何尝不晓，那是灯火阑珊里最好的记忆。所以，纵使工作上的不如意（譬如有人质疑他的教授资格），他尽量不提出，惊扰难得的安宁。兆和也努力完善自己，变成一个更耐心的妻子与更温柔的母亲，甚至是更有容忍力的嫂子——他们来昆明没多久，小九妹也跟了过来，她已经变得骄纵任性，胡作非为，从不听从兄嫂的管教，屡屡闹出离家失踪的事情，最后她嫁给了一个泥水匠，在饥荒中死去。

这些焦头烂额的事情，他们在彼此面前都选择了善意的模糊忽视。一九四五年，旷日持久的战争终于惨痛而光荣地告一段落，沈从文回到了北平，接受了北大的聘请。兆和和孩子们在昆明滞留了一年，才回到北平。一年里，独自带孩子的生活当然不好过，兆和也想方设法地让日子有滋有味，她买来美军遗留的牛油和水果罐头，用咖啡罐给孩子们烤蛋糕，孩子们乐得不行，她也以为甘之如饴。一年后，他们才有机会回去。回的路不比来时少几分辛苦，他们从昆明搭乘火车到上海，再在上海码头坐船到天津，最后乘火车返回北平。一路辗转，风烟如雾，孩子们都成了灰头土脸的小毛孩，幸好安全得返。当然，小孩子们适应能力强，过得了小镇的清苦日子，也很快适应了都市的忙碌节奏。他们跟着沈从文逛北平城，最多的是逛古董店和古玩摊子，沈从文就最爱这些“有故事”的小东西，只要喜欢上了某一样，不管是不是残次品，都会欣然解囊。两个儿子对这些东西虽然没有兴趣，却很喜欢跟父亲一块儿逛街，他们只要凑在一块儿，就有说不完的话，从城南到城北，几个时辰的路上，都滔滔不绝。

逛街路过某处公寓时，沈从文总会不失黯然地指给儿子们看，那是爸爸年轻时候最好的两个朋友住过的地方。一个叫作胡也频，一个叫作丁玲。确实，他们曾经是最好的朋友，最后因为理想的差异和人生选择的不同而分道扬镳，然而，沈从文始终怀念他们三人相交的时光。他是肯记人好的人，总是以最细腻温软的心去感受世界赠予的所有脉脉温情。也正因为他是如此感性多思的人，所以也总是受伤害。

多年后，当一切更改到沈从文和张兆和都始料未及的境地，什么都不再一样，连同当年的好友，也站在了更高的地方，陌生而疏离。那时，沈从文已罹患忧郁症，他提出见一见丁玲的要求，等到这个要求获得满足的时候，他却愕然发觉，原来并非是所有人都惦记从前的友情，怀念相互扶持的时光。这个认知令他格外绝望，回到家后的不久，他忽然自杀了，当然由于发现及时，还是抢回了一条命，但是这个惊人的举动，让兆和母子胆战心惊，也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

虎雏曾对那段岁月如此描述：他在最不应该病的时候倒下，得的又是最不合适的病。他成了全家的心病，沉重得抬不起头来。我们母子总想弄清来龙去脉，常冥思苦想，一起讨论，不得要领。

虽然兆和不理解丈夫的心病究竟在哪里，不过她还是选择对他温柔以待。这正是忧郁症病人最需要的关怀和疼爱。她耐心地照顾他，顾及他细微的情绪变化，包办了所有家务和人际往来。他的病也在家人的悉心照料下渐渐好转，虽然是以非常缓慢的速度进行的。病养时期，音乐成了另一种救赎，他常听普契尼和威尔第，听着听着，有时竟然落泪，有时也信手写下一些诗歌。

生病以及其他一些未知的原因，让沈从文最终放弃了写作，虽然到最后他的环境已经非常宽松，但当初提笔的激情和，却仿佛随着时间河流的滚动而暗然消逝。这让兆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感到无法理解，她不明白为什么当初条件那么恶劣艰苦，他却能写出《边城》那样美丽的故事，现在一切都在好转，他却已经完全不愿创作——他的目光投向了不需要天马行空的想象，也不需要敏感接纳生命的地方，在五六十年代，他转向了对古代漆器、铜镜、绸缎织锦等工艺的研究，他乐于研究这些古典工艺，甚至写了一部关于中国服饰历史的专著。

再后来，他们共同经受“文革”，被下放，要求改造，一次次离分，一封封书信，他们总用这种古老的方式向彼此传达着需要和信赖。这一生，他们携手走过，这一世，他们有幸白头。一九八八年，沈从文病逝，十五年后，张兆和去世。他们一同走过了很长的岁月，湘西的水，北平的秋，人情的冷暖，家庭的相依，这些细碎的东西，填满了他们的生命，尽管沈从文始终在追寻生命的意义，但他这一生，是幸福的，因为他爱着的人，不但陪同他走过半个世纪的风霜晴雨，而且在他离去之后，也发出过这样的声音：

太晚了！为什么在他的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兆和有悔，只是设身处地，现时的人未必做得比她更好。她也有那么多无奈，也背负了那么多。她终究意难平，即使命运和爱情对他们如此眷顾。那么此时，便请君莫等闲，莫为了虚妄的执念和缥缈的幻想束缚了人生，还请怜取眼前人，怜取眼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