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况银币的行为不仅发生在南京。南京以外，各省很多城市都发生了类似的行为。普通民众在银行、邮政局门口排长队，把手中的纸钞、存折兑换银币。

与此同时，在皇帝的号召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捐金报国”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革命军、政府公务员、国企职工、大学师生最先受到感召，纷纷把手中的金银兑换送交银行，兑换成纸钞、存折。

爱国知识分子、商人、绅士、伶人、佛教僧侣等阶层也受到影响，纷纷起而响应。就连南洋、北美、澳洲的华侨，也听说了“捐金爱国”运动，踊跃把金银寄回国内。

“捐金爱国”运动声势浩大，故事感人。受此影响，谣言不攻自破，各地挤兑银行的现象也逐渐绝迹。经济危机肆虐欧美，唯独到帝国水土不服，遇到了强大的阻力。

晟武4年1月，也就是1858年1月，帝国的经济形势已经逐渐明朗。杨烜认为，帝国经济已经触底，即将反弹上升。

但此时，欧美各国仍然深陷经济危机的泥淖，帝国国内市场同样不振，国民信心不足。杨烜决定，前往上海出席第二届工商大会，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促进经济反弹。

上海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已经成为帝国当之无愧的经济中心。工商大会顾名思义，参会者大都是帝国工业界、商业界的大佬。

第一届工商大会，举办地在南京。这一届工商大会，杨烜特意指示国民经济委员会，把会议地放在了上海。皇帝一家也借此机会，到上海度假，视察“大上海计划”的执行效果。

工商大会的议程很多，杨烜只出席了三场最重要的活动，一是奖励表彰大会，二是工商界代表恳谈会，三是上年度经济运行情况分析总结暨新年度经济高质量发展动员大会。

目前，各省都配备了一个专管经济的副省长。第一届工商大会召开时，杨烜尚在西征前线，缺席大会。本届大会时值经济危机，工商大会上必将有许多新课题。

特别是，杨烜本人也要参会，预示着本次会议非同寻常。东南各省的军政大员得到消息，纷纷赶赴上海参会。

1月10日，杨烜参加了奖励表彰大会，为有关省份、企业和个人颁奖。

有四个省市获奖。此次表彰奖励，部分依据是帝国统计局的年度统计成果。

帝国已经成立了统计局，属于政务院直属机构。根据杨烜的指示和要求，统计局去年一年满负荷工作，第一次调查核定出了各省经济运行情况。

统计局成长时间不长，工作经验和人才都比较欠缺，第一次组织调查还比较粗疏。去年的经济统计，主要针对两个指标，一是各省税收收入，二是各省去年生产总值（GDP）。

统计局的数字，都是量化的，一是一，二是二，不存在模棱两可的情况。哪个省的数字高，说明哪个省的经济份量重，哪个省的文官得力。

日后，朝廷要提拔重用各省疆吏，自然要优先提拔那些擅长发展经济，擅长提高税收的的官员。这在无形中，给各省文官以极大的压力。

有识者对此津津乐道，认为统计局的开创，实在是一着高棋，既能督促各省疆吏发展经济，又能提升朝廷权威，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国家凝聚力。

四个获奖的省市是：

广东省，税收总额最高，上缴朝廷税收最高，经济总量最高。广东省是帝国早期根据地，工业发展最早，经济基础最好，得奖实至名归。

江苏省，进步最明显，经济增速最快。江苏是京畿地区，西有政治中心南京市，东有经济中心上海市。江苏省夹在中间，经济发展同样耀眼，增长速度有目共睹。

上海市，经济发展质量最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高，单位土地面积上国内生产总值最高。作为帝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市堪称是帝国的明珠。

浙江省，民营经济最为活跃，比例最高，吸收就业最为显著。这主要得益于浙江省出了一个大企业家-胡雪岩，由胡雪岩而带动了一大批浙江籍商人。

江浙沪三省的省委主任悉数到场，从杨烜手中接过了奖牌。杨烜对此稍有遗憾，说道：

“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同志告诉我，说内陆各省或者刚光复不久，经济基础薄弱，或者长时间罹遭兵祸，百废待兴，此次未能中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