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至立秘密返回南京，专门为了汇报日本局势而来。他连家都没回，直接到了皇宫，列席军政委员会会议。

资政院议长唐约翰先到，见到外交部长张锦谦和陈至立，便调侃陈至立道：“公使先生，听说长州藩武士对你恨之入骨，派剑客攻入了公使馆，势必要夺取你的性命。”

陈至立也半开玩笑地说道：“是呀。日本武士太嚣张，所以我回国搬救兵。日本局势已乱，有必要再次派兵干涉。到时候，还要请议长成全。”

帝国各项制度已经成熟，资政院作为上议院，负责讨论决定大项方针。如果要武装干涉日本，就得在资政院上讨论通过。陈至立说需要议长成全，原因便在于此。

但在事实上，为了提高效率、为了避免走弯路，国家的大项方针政策大多由军政委员会决定，甚至由杨烜本人决定。

军政委员会做出决策后，再由政务院、革命军、最高法院等职能机构提出议案，提交资政院表决。然后，资政院再将议案提交皇帝签署，维护皇帝的最高权威。

资政院为上议院，议员大多为功臣宿将，对皇帝倾心追随，对军政委员会倾心认同。成立至今，资政院与皇帝保持着高度的一致，从未否决过军政委员会的提议。

杨烜也在有意提高资政院的地位，把一些无关宏旨的议案提交资政院，由资政院充分讨论研究。在有关教育改革、铁路线路选择、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等问题上，资政院都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为提升议案质量、确保问题解决，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杨烜的设想下，中华帝国是一个二元制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这种政制最突出的特点是：

君主世袭为国家元首，拥有实权，决定国家大政方针，决定政府重要人事。政府对君主负责，议会行使立法权，但君主有否决权。

杨烜是开国之主，威望巨大，见识超前。有他把舵，中华帝国这艘巨船必能沿着正确的航向高速前进。但他必须未雨绸缪，完善帝国制度，将来哪怕子孙不肖，国家也不致受到影响。

甚至于，哪怕皇室成为英国那样的虚君，哪怕皇室逊位拥护共和，国家也依然能够保持稳定，依然能够维持文化、制度、科技等方面的先进性，依然能够站在世界强国之列。

这才是杨烜的理想。他最佩服的外国近现代人物有两个，一个是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一世，另一个是美国国父华盛顿。

华盛顿自不必说，带领民兵打赢了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并无私心，拒绝加冕为位，确立了共和政制。

法兰西帝国一世而亡，拿破仑一世在位时间也很短。但拿破仑以铁血手腕维护法国大革命的成果，把法国大革命推向欧洲，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的封建根基。尽管拿破仑兵败被囚，他颁布的《拿破仑法典》却保留了下来，成为法国复兴的重要力量。

从滑铁卢战役至今短短40年里，法国政局动荡，相继经历了波旁王室复辟、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可谓是崎岖多折。

《拿破仑法典》成为大陆法系的重要渊源，由于《拿破仑法典》的历史性进步，法国不管由哪个政权当政，均继续沿用《拿破仑法典》，保留了复兴的火种。

拿破仑二世当选第二共和国总统后，继而发动政变组建第二帝国，在任上加强集权，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借助克里米亚战争，法国粉碎了神圣同盟，再次崛起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国。

中华帝国创建新式法律，同样师承《拿破仑法典》。杨烜所努力所求的，便是创制一整套完整的法律、制度，涵养出生气勃勃、泽被大众的先进文化，为中国之进步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