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朝廷送来了“廷寄”，曾国藩随即吩咐手下，准备官服、香案。

照规矩，地方大吏拜发奏折，接收朝廷“明发”、“廷寄”等文书时，还得奏放礼炮。但放礼炮容易暴露大营位置，这个礼节也就免了。

正是大热天，官服厚重繁琐。赵烈文见曾国藩精力不济，劝道：“涤帅，今日情势紧急，官服、香案就免了吧。”

曾国藩却摆摆手，说道：“礼不可废。现在还没急到那一步。”

他用冷毛巾擦了把脸，换上裰有仙鹤的一品官服，挂上朝珠，戴上官帽和三眼花翎，毕恭毕敬地在香案前跪下。

从折差手中接过奏折，曾国藩返回中军帐内，官服已经被汗水湿透。他换过便服，然后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朝廷发来的公文。

其实有三道公文，两道“明发”、一道“廷寄”。“明发”又叫“明发上谕”，顾名思义，是朝廷公开发布的，用来宣示中外的大事。

至于“廷寄”，则不公开发布，也不经过内阁六部，所涉都是些需要保密的重大事项，包括诰诫臣下、指示方略、考核政事、责问刑罚失当、调查重大案件等。

廷寄由皇帝直接交待军机大臣，军机大臣或军机章京拟稿，加盖军机处印信后，交兵部捷报处寄送各省官员。

因此，这三道“八百里加急”的公文，最重要的一定是那封“廷寄”。曾国藩首先打开的，也是这封“廷寄”。

读完之后，曾国藩大失所望。“廷寄”发自六天前，从黄州府到北京，使用最快的“八百里加急”，至少需要六天时间，一个来回就是十二天时间。

如果皇上和军机大臣商量军务，意见存在分歧，又要耽搁一两天的时间。

咸丰这封“廷寄”，所针对的内容，正是十五天前的军情。那时候，楚军刚刚投降，曾国藩向朝廷上了一封奏折，向朝廷确证左宗棠已经变节。

奏折中，曾国藩又自陈用兵方略，说准备在半壁山、田家镇一线加强防御，自己亲自坐镇田家镇，阻止革命军进攻武昌。

曾国藩耍了个小心眼，并未提及由谁镇守半壁山，为的是帮弟弟推卸责任。

咸丰的廷寄，讲的正是这件事。咸丰指示，说武昌是长江中游重镇，关系两湖安危，而半壁山、田家镇则是武昌的屏藩。半壁山、田家镇天险的得失，事关人心向背，事关国际观瞻。为此，曾氏兄弟要死守防线，不可后退一步。

可如今，半壁山已失，吉字营也要投降革命军。咸丰这封“廷寄”已经完全没有意义，传出去只是笑柄。

曾国藩把廷寄递给赵烈文，摇头哀叹不已。

（清朝为了防范武人，对军权限制很严。清初时，国家遇有战事，则从全国征调八旗、绿营，交由前线主将指挥。前线主将并无自主权，需要事事向皇帝汇报。皇帝则通过奏折，遥控前方战事。

（这正是军机处的由来。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清朝的敌人多为边疆游牧民族，或是白莲教、天地会之类的“内匪”。那时候，战争节奏不快，后方遥控前方战事，对战局影响并不大。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的敌人或为船坚炮利的洋人，或是太平军这种作战意志坚决的巨寇。皇帝远在京城，通过“八百里加急”遥控前方战事，常常贻误军机。

（相反，湘军是地主团练武装，不拿朝廷军饷，曾国藩可以自主指挥湘军，不需完全执行咸丰的军令。在某种程度上，湘军不受朝廷掣肘，这也是曾国藩取得成功的一大原因。）

赵烈文看过廷寄，亦摇头苦笑不已，说道：“涤帅，朝廷不谙军情，咱们也不用理这封廷寄了。只是，奏折上如何回复，如何陈述后面的方略，还需费力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