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蒲云吓坏了。后来他告诉我，开门的一刹那，他以为我是上门来绝交的。我准是露出了一张极为难看的脸，恐惧与恼怒在上面相伴相生：真相不断逼近的恐惧使我愈发明显地知道自己受过蒙蔽与欺骗，因此十分恼怒，而我又用这种对朋友肆无忌惮的恼怒来遮掩自己内心的恐惧不安。

尽管知道来者不善，他还是让我和阿华进了家门。他爸爸妈妈都在，看到他们，那张丑陋的脸倒是稍稍收敛了。我们俩规规矩矩地喊了叔叔阿姨好。他们家很高，在二十二楼，有扇很大的窗户，白茫茫的光整片整片地透进来，把客厅照得干净明亮，仿佛候机室和图书馆顶楼，或是其他什么接近云的地方。蒲云妈妈说我好几年没上他们家来了。我有些迷惘，自己似乎从没去过蒲云家，弦弦倒是去过几次。她或许是把我当成了弦弦。但他们一定早就知道弦弦不在了。我弄不明白。可能是她误以为弦弦又回来了吧。要是我能代替他来蒲云家玩就好了，哪怕只在这里呆一会。

我那天不是来玩的。进了蒲云的房间，他拉着我到他的床上坐下。他的卧室不比我的大多少，同样井井有条。他应该是自己收拾的，我的嘛，之前是靠弦弦的整理，之后则是妈妈在默默打理空荡荡的它。坐下以后，我很快想起自己前来的目的。我说了。他听了以后望了施振华一眼，我描述不出那种眼神，或是失望，或是愤怒，但更多的是无可奈何的悲伤。阿华则回应了一声无可奈何的叹息。我控制着自己，没发出能让他爸妈听见的大喊大叫，但表现出了决绝的态度：现在、立即、马上，你告诉我弦弦离开的真相。我知道真相的存在了，而且知道你们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你们必须告诉我。

真是奇怪，我早就知道我在被欺骗了，可直到今天我才如此斩钉截铁地逼问我的朋友。大概是我意识到了他们会松口，同时也清楚自己很难有第二次接近真相的机会。偶然之间，我触碰了它，必须力抓住，否则日后我又会在无穷无尽的生活里忘记它。在那一瞬间，我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

蒲云被我弄哭了。没出声，光是擦眼泪，他把房间里的抽纸抽完了，又不敢出去拿，只好用袖子胡乱地揩。我再次把自己的朋友弄得一点尊严都没有，同样地，这种恶劣的行为也让我失去了自尊，变成了被情绪牵着走的动物。也许现在这个世上只有我能让蒲云这么难受，要一边抹着脸一边断断续续地挤出他知道的一切。

蒲云没说上太长时间，正如他在采访里讲的，他了解的很有限。阿华更少。总之就是弦弦不是死于我早就知道是谎言的心脏病，而是一场意外事故，和高空坠物有关。蒲云告诉我，赵蕤目睹了过程，但他发誓这辈子都不会跟任何人说一点细节。此外，姐姐和他们三个有过一个约定——统一口径，告诉我弦弦是死于心脏病而非意外。

我耐着性子听他说完，脑袋冒着烟，浑身不断打着寒战。已经是五月了，我觉得自己坠入了一个既惨白又黑暗的冰窟窿，在被烈火炙烤。我没顾及蒲云和阿华红了的眼睛，掏出手机来拨通了赵蕤的电话。他没接，在微信上告诉我他在补课。我问了他补课地点和下课时间。还有一个小时。我对他俩说要去门口堵他，说完便转身出了门，应该是非常礼貌和冷静地对蒲云的爸爸妈妈说了再见，仿佛无事发生，但那张冷淡无神的木头脸或许骗不了谁，更何况我的两位朋友脸都没擦干净就追上了我。今天真是我这辈子最丑陋的一天。不，不是。我逼着弦弦去给我买手套的那天比今天还要面目可憎许多，而且它带来的后果早已洗刷不了。

“大哥，待会儿蕤哥出来，你能不生他的气吗？”

赵蕤在一所门卫都没有的老小区里补课。单元楼像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修建的，墙皮零零散散地剥落，楼房打着坑坑洼洼的补丁。道路两侧的杂草没人打理，无节制地生长着，爬上了生锈和废弃的运动器械，似乎想将它们永远地覆盖。两条黄狗胡乱地吠叫着，边追边逃，最后一只吐着痉挛似的舌头撵上了另一只，以一种奇怪的姿势停滞在小区门口。我们找到了一张还没有沾满黑白色鸟屎的石凳，默默坐下，背后是一副暗淡的宣传招牌，写着名人名言——“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落款是诸葛亮。[1]

我没有回答蒲云。

“大哥，我知道骗人不好。没人想骗你，也没人想伤害你。”蒲云轻轻拉着我的袖口，天然卷的头发下两只小眼睛眨巴着，像在祈求，“你要是想打人的话，打我就好了。别打蕤哥。”

“我为什么要打人？”

我从来都不喜欢打架。我承认我恨过赵蕤，尤其在那两年里。但跟他在同一个球队里呆了大半年，我好像没那么讨厌他了。今天也只是想从他身上挖出过去的真相，这种强烈的渴望与冲动确实有种暴戾感，难免让蒲云误以为我怒火中烧，准备狠狠打他一顿。可我做不到的。要是真想打人的话，我最想打的是自己。但我也不能随便打自己，会有人难过的。

我到底能做什么？

“我就说嘛。佩韦早说过了，再也不会打人了。”

“啊？”我有点诧异，“你是说那篇检讨吗？”

我当时似乎写的是“下次再也不敢了”，没说打人不打人的事。

“是的。你写了字呢。我感觉把自己榨干了也写不出来，你居然真的写完了。”或许是想缓和缓和气氛吧，阿华碰了碰我的肩膀。

“根本不公平。”蒲云瘪着小嘴，“那次的事我记得呢。我真的很愧疚，应该跟大哥一起上的。但当时我整个人都懵了……”

“你刚刚还说不想让佩韦打人，现在怎么又说自己也想去打了？”阿华故作轻松地笑了笑，脸绷得还是很紧。

“不一样嘛！”蒲云嚷道，“蕤哥是自己人！而且他没有坏心的。那个铲人的混蛋是什么玩意？不是奔着废人来的？弦哥没让他铲骨折都算好的了！”

他们到底在讲哪件事？

“凭什么让大哥写检讨嘛！还要开除他，有没有天理了！”

“教练是为了保护我们。他也不想开除佩韦，但得给人家一个交代。他老人家直接跟佩弦说了，这件事不怪佩韦，就是暂时避避风头。所以后来佩弦也没闹着要退队了。”

“你们……”我迟钝而呆滞地望向他们，仿佛一个因为岁月流失记不清楚亲人名字的老人，“你们在说什么？开除我？检讨？弦弦退队？”

我怎么什么都记不得了。

惊诧之后，他们俩坐得离我更近了一些，帮我回忆起两年前的一件事。其实，我并没有彻底遗忘它，只是记得的只有支离破碎的影子。可是……他们俩说的是实话吗？人一旦记不清事，就很容易任人摆布。别人告诉你，你的过去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就能继续告诉你，你现在要怎么做，将来要怎么做，你只能乖乖去做。

没什么是比失忆更可怕的。好在他们是我的朋友，一直都是。我必须信任他们，也只能信任他们。

两年半以前，我和弦弦还没到11岁。那是九月初的一场比赛，谁也不会想到，两个月后，11岁的弦弦将永远不能再次出现在绿茵场上。或许，那天飞铲过来的那个人本来能拯救弦弦的。他要是真的把弦弦铲伤了，我的弟弟就不会遇到意外，现在还能睡在我的头顶。

弦弦跳起来躲过了那一记谋杀式的铲球，但在球门那一端的我看来，他是被铲得飞起来了。裁判吹响哨子的一刻弦弦就重新爬了起来，没受任何伤。而我冲到了他的身边，在出离的愤怒之中，整个世界天旋地转，我几乎记不清我到底做了什么，但决不只是推了犯规的球员。据他们所说，我的一只手套不由分说地掐住了他的脖子，接着便是一顿拳打脚踢。失控的我像一只饿疯了的狼，除了撕碎不共戴天的敌人外没有任何理智。两边的人怎么都没法把我们俩分开，最后是弦弦抱着我的腰哭着说他一点没伤到才让我松了手。裁判把红牌先亮给了我。我记不清了。

再之后，因为“影响不好”，赛事组委会对我进行了无限期的禁赛，并通过学校领导建议校队教练开除我。校队大部分同学都站了出来，表示一旦校队开除我，他们都会立即退队。最后的处理结果是我写了字的检讨，保证自己再也不会打人，并当着所有老师和队友的面读了一遍，接着便是坐在替补席之外的看台上等待解禁。我孤零零地等了两个月，看着野草在看台上的裂缝里一点点生长，像等待一封遥远的信件，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能重新站上球场。阿华说，组委会在第三个月解除了我的禁赛，那时弦弦不在了，我也完没有踢球的心思了。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应该是吧，我了解自己。人越小就越接近动物。做出这种事倒也不算多么意外。我灵魂的深处或许就刻着这种暴戾与凶狠。只是在很少很少的情况下，我才会将自己的黑暗通过暴力宣泄出来，更多时候我是利用语言的刻薄与冷酷。我是那种又胆小又残暴的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