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78年之后，具有私营产业色彩的农村大包干，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大幕，清一色的攻的概念，首先从农村突破。

「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句话广为流传，点燃了人们心中压抑已久的创造财富的热情。

以至于在其后的十几年里，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开始如同雨后春笋般纷纷冒出，而段云本人，也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偶像和传奇。但实际上，一直到90年代，政策依然明暗不定，但不可否认的是，到20世纪90年代末，改革开放20年，中国各阶层都迅速积累起来与自己社会资源相匹配

的私有财产，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本质上不仅仅是富人的事，他与每个公民切身相关。

而中国的民营企业主经过多年发展，也已形成了自己的阶层，学者将之命名为新富阶层。

而目前全国工商联的会员，基本上都属于这个「新富阶层」，他们对于自身财产的保护，相比于其他阶层的人来说，要更为迫切的多。而对于这些新富阶层来说，有些记忆是让他们难以抹去的，80年代的温州八大王事件，让很多温州本地的老板心有余悸，以至于一些先富裕起来的私营老板

开始想尽办法，纷纷把财产转移到国外。在这次BJ之行中，段云就曾经听一个从事眼镜行业的民营企业老板说，他家最近这10年来一直在做财产转移，而财产转移大多是以投资或供子女留学为名，

在海外购置房产或直接储蓄，消费，究其原因，不外乎一点，那就是对自己财产缺乏安全感。

其实这种现象不仅仅出现在温州，在全国范围内，几乎所有民营经济发达的地方，许多民营企业家都早早做好了资产转移的准备。

在这些民营企业家的口袋里，时刻准备一本甚至多本护照，「如果上午政策变了，下午我就走」。

这种现象在民间被称为「开天窗」。据统计，当时中国外逃资本每年高达百亿元人民币，绝大多数来自民营企业主，他们有的花重金购买他国护照，摇身一变，以外资的形式返回国内，一来一

去，损耗的成本无法估量。

除了资本转移之外，因为缺乏对政策的信心，民营企业家小富即安，对投资扩大再生产缺少热情，热衷于买房买车高消费。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在一种痛苦和荒诞中度过，花天酒地，想方设法把钱糟蹋完，「」也开始在那时出现了，包括段云认识的很多民营企

业家，他们或多或少都存在这种情况，当本性难以压抑欲望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道德败坏的情况。与此同时，国内的企业家普遍不愿意公开财产，害怕树大招风，更有一些民营企业，为了从国有企业「同工同酬」，争先恐后带上了「红帽子」，挂靠国有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