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7章巫蛊之祸的社会文化背景(2 / 2)

武帝察觉了他们的心思,就对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比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邪?可以意晓之。”卫青听了叩首拜谢。卫子夫听说这件事,也向武帝脱簪谢罪。

武帝在乎太子怎么想,而且还不直接告诉他,而是通过军功赫赫的卫青来安抚他,足见武帝这时候还非常地爱护刘据。

太子是将来的皇帝,他的身边自然会聚集一批人。《资治通鉴》上说,“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

武帝周围的人却不同,他所用的人中,有很多文法吏,这些人与汉初军功集团里的那些贵族很不一样,他们多是出身底层。这样的人,如果要出人头地、光耀门楣,就只有立功。功从何来?不立杀贼之功便不是英雄,而贼不是时时处处都有的,没有的时候只好自己把他“造出来”,于是该收监的就判杀头,该杀头的就严刑逼供,诱他把别人也牵进来,于是一杀杀一片。当皇帝看到这些文法吏呈上来的密密麻麻的工作报告时,当然会惊叹这人怎么如此地能干,于是大加褒奖,加其官晋其爵。

当然,武帝的严刑峻法,根本上是因为他的性格和一系列政策。武帝骨子里是一个极端的人,他不能容忍自己的权力被别人瓜分,所以扶植底层出身的文法吏,让他们以法令绳墨贵族,乃是要打击他们,把权力从贵族私门收归自己手上——朝上文法吏的数量和比例不断增多,文法吏不像贵族那样有家族依靠,所以武帝把生杀予夺的大权握得更紧了。而武帝的政策,如打击豪强,以及为了充实国库强行征财产税(算缗,告缗)都须以强力推行,否则根本进行不下去。文法吏正好满足了武帝的这种需要。

武帝严苛,太子却宽厚,他是反对武帝的严刑峻法的,于是每有判狱,太子多为其平反——这是堵住了文法吏立功的门路啊,所以太子虽得到了百姓的爱戴,却得罪了这些文法酷吏。卫子夫这时已可算饱经沧桑,他怕久而久之,太子会因此获罪,所以劝他不要总是坚持己见,而应该与武帝的步调保持一致。

武帝听说这件事,反应很奇怪,他赞扬了刘据,批评了卫子夫。可是,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不听从太子的轻徭薄赋,不事征伐的劝谏呢,还说:“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不听也就罢了,他继续任用文法吏,但没有加强对刘据的保护。等到卫青这个卫氏家族最大的支柱倒了之后,文法吏的春天来了,他们肆无忌惮地公开诋毁太子。

这时候的武帝已经老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差了,人也越来越多疑,他长期躲在甘泉宫里不出来,皇后和太子难得见他一面,这就给这些人在父子俩之间制造裂痕和对抗留下了空间。

武帝晚年宠爱的一个宦官叫做苏文,他也是“深酷用法者”的一党。有一次太子入宫探望皇后,半天时光才从宫里转出来。苏文就向武帝“告密”说:“太子在皇后宫中调戏宫女。”武帝于是将太子宫里的宫女增加到二百人。卫皇后听说这件事,就让刘据向武帝禀明实情,请求诛杀苏文。刘据说:“清者自清,我何必怕这种小人的污蔑?更何况父皇英明,不会相信这些谗言,母后无须忧虑。”

常融是苏文手下的小太监。有一次武帝病了,派他去召见太子。常融回来报告说,太子听了皇上身体违和,面有喜色。武帝冷笑,没有说话。等到太子来了,武帝发现太子脸上挂有泪痕,可是当着武帝的面仍然强颜欢笑。武帝这才发觉常融的挑拨,于是将他处死。

由此可见,“深酷用法者”的毒计手段是一波接着一波的。而刘据对武帝的信心也太过了,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若连皇帝的面都见不到,长此以往,即使他对武帝有信心,武帝对他也没信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