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让路鸣意识到一个问题，朝鲜人在语言上有优势，一年就可以毕业，但是中国人恐怕很难过得了关。

朝鲜语和日语本来在发音方面就很近似，两国人的舌头大概从小就在同一种环境中成长。

后来，日本殖民了朝鲜几十年，大肆推广皇民化教育，朝鲜人的生活方式也被日本人同化了。

但是，路鸣不想自己培养出来的特工都是朝鲜人，他希望能培养出更多中国特工，在关键时刻，还是自己的孩子放心。

路鸣跟黄炎宁提出了自己的设想，要求尽快把第二期学员名单也敲定下来，先不让他们参加特工培训，而是用一年时间来学习日语。

对学习外语，路鸣还是很有经验的，只要经过一年的突击培训，基本上都可以达到熟练说写听的程度，但这需要有经验的教师，而且需要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

黄炎宁当然没有异议，当晚就敲定了第二期六十名学员的名单，并立即向这些学员发出了入学通知。

这批学员原本以为第二年才能入学，接到通知书后高兴坏了，立即从四面八方赶到了上海，加入了这个大集体当中。

第一期学员中的二十个中国人重新分到了第二期。这么一来，实际上第一期和第二期基本就同步开班了。

第一期以朝鲜人为主的八十个学员直接进入特工培训，第二期八十个学员都是中国人，他们集中起来接受日语培训。

路鸣请来的日语教师都是朝鲜人，他们有过在日本的生活经历，比较熟悉日本的风土人情，由他们来教学，就跟日本专业的语言教师一样。

袁明珠和宁馨儿已经顺利离开上海，路鸣现在是心无旁骛，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特工学校了。

他几乎是吃住在学校里，跟学员一起上课，及时跟苏联专家沟通，不断根据学员的情况改进教学方法。

安德烈和彼得两人现在也兼职当教员，两人都是苏联军事情报局的中级干部，对于特工培训有丰富的经验。

两人作为民国政府的苏联军事顾问，闲暇时间比较多，用业余时间多捞些外快，何乐不为呢。

路鸣给专家每月一千美元的高薪，比他们自己政府发放的薪水要高出许多。

苏联专家在教学上很严格，也很认真，这是苏联政府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因为这些学员将来也是苏联情报系统的一员。

虽然苏联的间谍明星佐尔格已经在日本建立了一个间谍小组，但是随着日本军事扩张的野心越来越大，对日间谍工作任务繁重，一个小组显然是不够的。

路鸣和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秘密行动部对外局达成了协议，上海特工学校培养的这些学员，将来有一部分会潜入到日本，苏联情报机构将分享他们搜集到的各类情报。

无论是军事上的还是工业方面的，来自日本的各种情报对苏联在远东的局部都有重要价值。

间谍日常工作就是负责收集各种情报，然后汇总，未必要深入虎穴去窃取机密，那种特殊任务相对来说少之又少。

日本的情报工作在亚洲排名第一，因为他们全民皆谍，普通公众都有很强的情报意识。

日本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一个习惯，就是把那里的各种情报收集起来，带回国内，尤其是对中国的情报收集，已经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

日本人绘制的中国地图，与中国官方绘制的地图相比，在精确度要高出几十倍，比如说某个村子在东头有一口水井，在西头有个水塘，在南头有个30米高的山丘等等，应有尽有。

这些情报的收集、整理和归类，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甚至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日本对中国的渗透从甲午战争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数十年一点一滴的积累，到了战时，立即就能发挥军事作用。

正是凭借优良的情报系统获得的战区地理优势，日本以小博大，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貌似强大的俄国，抢走了在中国东北的筑路特权。

中日爆发全面战争后，日本的情报系统与戴笠领导的军统展开了全面较量，上海作为远东谍报中心，上演了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

那些如烟远去的谍战故事，远远比你在影视屏幕上看到的更加曲折，更为烧脑，甚至令人难以置信。

中秋节的前一天，赵元良忽然悄悄来到路鸣的公寓，神色局促不安，好像是一路赶着过来的，气喘吁吁地告诉路鸣，据他们得到的线报，杜鹃很可能秘密加入了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