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表现出我们的历史和传统，很好的给世界展现出中华文化的魅力，同时又要兼顾国外的口味和思维。两者要做到很好的平衡，真的是很不容易。

好在陈康杰有丰富的相关经历，而且他的团队人员中也有很多国外的工作人员，陈康杰除了可以随时听取他的建议之外，还一定程度上给他们按照自己想法的发挥空间。甚至于，每一个片段的审阅，他们也充当了验证的观众。

往往在这方面，那些被请来的专家学者与国外的那些工作人员是有很大认识性分歧的，要平衡他们之间的选择与关系，陈康杰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做沟通协调的工作。

“如果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只是给我们本国的国民观看，那根本就没有必要我来做，随便找一个有十年工作经验的导演，再加上你们的指点和指导，就可以完成了，甚至弄成一部你们来讲解的纪录片即可。然而那不是我们的目的，音乐只是一种表现形式，电影手法的使用也只是工具而已，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希望通过多种元素的融合，让国外的观众和人民有兴趣看，有兴趣听，只有他们的兴趣提起来了，我们的文化才能潜移默化中被他们认可和接受。软实力要是仅仅存在于内部，那就很难称得上是实力。美国的软实力为什么会那么强，就因为他们对美国文化有多种表现形式，而且这些形式还是适应时代传播手段的，是被人们愿意接受和认可的。主席当年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那为什么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怎么就不用呢？干嘛一定要抱着原汁原味的固执。别说国外了，就看看我们现在的戏剧，在原汁原味的情境下，还有多少年轻人喜欢看喜欢听？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这方面的经验我有，虽然我们做的是类似于艺术片，可是，用商业片的手法来包装，我认为是很可取的......”每次要说服那些上了年纪的学者专家，陈康杰都得不厌其烦，苦口婆心的给他们一番又一番的做解释。

陈康杰真切的感受到，要说服年轻人很容易，可是要让一些固执的老年人随着自己的指挥棒起舞，非常非常难。何况那些专家学者，常年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有些已经被熏陶得像是老学究了。

而陈康杰并不能说他们错了，在这方面的选择上，是无所谓对错的。他们希望尽可能的将一些故事讲深讲透，希望国外的受众可以了解到真正中华文化的源头和深度。

然而在陈康杰看来，别说是国外观众了，就连我们本国人，也难以做到，他们希望的那种东西拿出来，也许在国内都难以被普遍接受，因为并不是每一个国人都有那么深的文化素养，那就更别说与我们在文化上、习惯上、思维理解上都大不同的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

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比如《红楼梦》其原著大多数国人都难以看透，那么我们还能指望老外们比我们更加看得懂那样的一本巨著吗？

那些老专家学者，或许是固执了一些，但是也并非完全不可说服，尤其是陈康杰本身就口才了得，再加上他成就卓著，他的话会比一般的导演更具有说服力，再加上在与陈康杰的相处和交流沟通当中，他们对陈康杰本身的丰富学识也是赞叹佩服的。

不说别的，就他们引用的一些经典，只是说了一遍，陈康杰就能倒背如流，而且理解上也做到了入木三分，单单这一点，陈康杰就拥有了强有力的说服他们的资本。

为了迎合年轻人的口味，在音乐乐器的使用上，陈康杰并不局限在古筝，二胡，笛子，唢呐等这些方面，现代的西洋乐器，陈康杰的音乐中也需要广泛使用，甚至于，一些地方他还使用了rap和口述的形式。

第一遍看起来也许会觉得不伦不类，但是再看一次，就会觉得确实很新颖，虽然形式是古典与现代结合，但是里面的词汇，倒是真正的做到了原汁原味。

词汇的原汁原味，又让陈康杰遇到了新的难题，那就是翻译。

无论是我们的古诗词还是成语，甚至一些古文的用法，要精辟的翻译成英文，或者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那真是伤透了无数翻译家的脑细胞。

这次的历史音乐剧，陈康杰不打算用外文，而是地地道道的汉语文字演唱，陈康杰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只有用我们的传统汉语，才能将其中的文化精妙给演绎出来。可是既然要宣传推广出去，那翻译出英文字幕，法语字幕，阿拉伯语字幕以及西拔牙文字幕等等就不可或缺。

为了将翻译弄得恰到好处，陈康杰不仅找了京城外语学院的好几位教授帮忙当顾问，工商大学外语学院，京城大学外语学院的一些有名翻译老师陈康杰也常常找他们征询意见。甚至陈康杰还找了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所和哈佛-燕京学社的中文文化专家协助。

我们不要以为外国人对我们的研究都全部肤浅，实际上，费正清研究所对中华国的研究已经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他们中的一些研究人员对中华国的研究超过三十年。这些人不但真正的精通外语，也精通中文，甚至他们中很多人看的《史记》就是古文版的。

这两个研究机构的区别在于，费正清研究所侧重于中华国的近现代，而哈佛-燕京学社侧重在古代。

陈康杰的第一部取名为《开天辟地》，一方面是描述中华民族的源头，结合盘古开天地的意思，另一方面，陈康杰实际上也在说，他做的这件事，是开天辟地没人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