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少，这个捐献的小学以什么标准。”，欧阳震华问了一个具体的问題。

“标准其实沒办法具体，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地利估计需求会有不同，不过我的建议是弄得好一点，至少20年之后不会被拆除，要包含运动场和图书室”，陈康杰说的是实事求是的话。

“这样的话，我估算，耗资会超过两百亿人民币，再加上打深水井和水窖，起码得五百亿以上，如果每个省资助两三所大学开展基础性研究，还要培训老师的话，光这部分，每年就起码要120亿人民币，西部大学的科研水平总体來说和东部是有一个阶梯型差距的，特别是和首都，明珠等地的大学相比”，欧阳震华稍微心算之后说道。

“或许会不止这么点，大学这一块可能完全可以和大学直接合作，其他的部分虽然主导权在我们手里，但是一定程度上这需要和政府适当合作，而且绝大多数涉及的地方交通不便，运费和材料费会很贵，钱的事情你看着办的，要通过多渠道的方式转进來，不同的组织可以分工去做不同的事情，毕竟术业有专攻”，陈康杰帮着分析道。

实际上陈康杰说的沒有错，五年之后核算，在这个项目上，从1995到2000年结束，整个耗资高达1200亿人民币，极大的改善了西部地区的基础教育条件和农村生活条件，惠及人口达到两亿人，成立的五个慈善组织，每个组织每年花出去的钱有数十亿之多。

这个项目，为后面更大规模的行动打下了基础，培训了人才，完善了操作模式和管理手段。

“这符合你要求低调的条件，放心，我会采用多支流的方式來转移资金，而且，会只干不说”，欧阳震华很是理解陈康杰的要求和目的。

“对，就是这个意思”。

虽然陈康杰要求低点，只干不说，但是，当多年以后，有关陈康杰的资料被一步一步曝光，他做的这些事情，使得千万亿的人对他今天做的事情感动不已，很多很多人将他当成恩人。

实际上这真不是他所需要的，他只不过是不想抱着一个很巨大很空洞的金钱数字离开这个世界而言，他只觉得那是他应该做的，符合中华民族历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思想和“乐善好施”的品质而已。

“其实，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想建立一个独立智库，我们国家虽然有很多智库，但是都是政策性的，有具体的利益倾向，不是偏向这个利益集团，就是偏向那个利益集团，而且，还几乎都是政府智库，这会使得那些智库在研究问題之前就有部门倾向在里面，很难发挥他真正的作用，影响力也很微小，基本上很难走出国门”，陈康杰突然之间又想到了一个问題。

“你是说像霍普金斯学会，卡耐基基金会那样的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