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这次工作汇报中，领袖同志做出了新中国农村地区医疗卫生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两个指示：

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从那之后，赤脚医生出现在农村的田间地头上，他们只受过初步的卫生学习，可是却能把基础医疗资源送到农民手中去。

他们不能治疗大病只能治小病，可是许多小病会拖出大毛病，有了他们，乡村地区的大病少了，人民的寿命延长了。

后来有人拿他们的医术不精甚至是庸医来抨击他们，可这些人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农民心里有一杆秤，赤脚医生们怎么样他们最清楚。

是，城里的医院好、城里的大夫强，可是他们能去的了城里吗？去了能找得到医院吗？找到医院能看得起病吗？

山珍海味再好，可是吃不上；自家的麸子再糙，却能填饱肚子！

更何况赤脚医生们是农民自己养起来的医生，服务态度好，治疗及时，甚至可以欠账，领袖让农民在整个历史上第一次能够有病就能看得上、看得起了。

这是很了不起的！

如今老同志们提起领袖同志的指示，依然很激动、很感动。

之前下针的医生叫周学医，他是第一批赤脚医生，年纪相对大一些，55岁，当时他去学习的时候就已经三十多岁。

周学医向众人说道：“我为什么起这个名字？15岁那年，我15，当时是42年，中原大饥荒，咱们外岛也饥荒，中原没有粮食，咱们哪有粮食？”

“人吃的粮食少了，抵抗力不行，我娘就是那年感染伤寒不治去世的，34岁的人啊，就感染个感冒，没命了！”

“就在母亲去世5天后，我11岁的弟弟又感染了风寒。至今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弟弟当时吃不下东西了，瘦到皮包骨头，然后没医生、没药，生病没几天便不省人事。”

“附近乡亲你一块、我两块地捐出了150块法币的救命钱——当时花的还是旧社会的法币，然后把我弟弟抬到了现在的县医院来治疗，可来的晚了，两天后还是去世了！”

“就十来天的时间，我家两条人命、两条人命没了！只是个风寒感冒，你说一个家就破了！那时候我跪在我娘我弟的坟前发誓，以后一定当医生，为老乡治病、报恩！”

回忆着旧社会的苦日子，老大夫眼睛含着泪水：

“所以后来国家说，要让一部分愿意学习的贫下中农学医，我就改名叫周学医，跟我们大队说，我要去学医，回来给咱们社员看病。”

“当时大队长还是我们队里的周子民，他知道我家情况，就向上级单位推举我，我来县里学了半年、又去市里医学院学了半年，后来一直干赤脚医生干到现在！”

大家伙听的唏嘘不已，说起来都有一段伤心往事。

提起旧社会，这些人是恨的咬牙切齿。

当时像外岛的贫苦渔民确实活的没有个人样。

王忆问道：“旧社会时期，那时候钱很乱是吧？”

一个医生立马说：“那可不是乱怎么了？这事我记得清楚，37年的时候我刚出生，那年我爹用100法币买了两头大牛想要专门给人耕田。”

“但当时人们花不起钱雇牛，两年后卖出一头吧，一头大牛就卖了100法币，再过一年到40年仅仅只能买到一头小牛，再过一年买不到牛了，只能买到一头猪，哈哈！”

“到了43年，只能买一只母鸡，而在46年呢？一百块只能买到一个鸡蛋！”

其他人补充道：“从45年开始，明明小鬼子都投降了，咱们不是该过上好日子了吗？打跑侵略者了呀！”

“结果并没有，反而更差了，就说这个47年，你在沪都100法币只能买到一个煤球，买一根油条要三四百块，到了48年更有意思了，100法币只能买到四粒大米！”

有老医生伸出四根手指给他们看，笑的满脸悲哀：“四颗大米呀！四大家族你们说多狠呀！”

大家伙是义愤填膺又意兴阑珊，摇摇头后举起酒杯：“来，喝酒喝酒！”

其他人跟着举起酒杯：“喝酒吃肉！这个涮羊肉蘸一下二八酱，真香啊！”

大家伙刚经历了成功的生死救援非常开心，对职业非常认可，所以话题说来说去还是在职业和案例上。

有人问王忆：“王老师，你们那里药材问题怎么解决的？我听人说过，你们社员去买药还挺宽松的。”

其他人纷纷接话题说：“对，现在咱们药材比较紧缺呀，价格也有点高。”

王忆用药基本上都是从22年带过来的，不过一般是中成药，治疗小毛病的，可以散装卖给社员，不至于让人看出问题。

这年头渔民、农民们真是干什么都不舍得花钱，冬天容易风寒感冒，感冒了就自己捂着、挺着，严重了才去花两分钱买两片阿司匹林解热镇痛。

如果发展出炎症了，这样靠自愈是很难了，然后他们才会加一支青霉素。

王忆说道：“一支20万单位的青霉素进价一毛五分八，卖价一毛八，对吧？这还行吧？”

这年头他没怎么见过贵的药品。

他用的药品是队集体拿钱统一买来的，然后这方面的收入也归公。

不过王家生产队这点跟其他队集体和村级卫生室不一样，医疗收入归王忆自己所有。

队集体的意思是补贴学校开支，毕竟王忆对生产队付出巨大，从来不算计，将一切献给了生产队。

这种情况下，王向红不愿意亏待他，就把一些可以打擦边球的收入归入学校名下。

反正学校账户都是王忆来管的。

青霉素之类的价格是全国统一价，医生们听了连连点头。

但他们能用的这种抗生素太少了，青霉素一个卫生室，一个月只能审批购买十支。

医生们对此很无奈：“能批下来的药太少了，我现在给我们社员看病主要还是靠三土四自。”

其他人跟着点头：“我这边也得靠三土四自。”

三土是土医、土方、土药，四自是自采、自种、自制、自用中草药。

现在赤脚医生们最常见的工具有四样，温度计、血压计、听诊器、药碾子。

药碾子自然是用来自制药材所用工具，把药材捣烂了，团成药丸子给病人用，这种自制药物在当前农村很常见。

现在国家不太管这种医生自制药材，市场刚放开，需要监管的东西还太多，一切不规范。

赤脚医生们愿意自制药材，因为自制药材是有利润的。

虽然国家实行大包干了、绝大多数的村庄生产队将体制由大集体改为个人承包责任制了，可是个人不是什么都可以承包。

村级的卫生室就不许个人承包，得再过几年国家才允许出现私人卫生室、才允许赤脚医生们单干。

如今的赤脚医生和六七十年代一样，还属于贫下中农自己的医生，这点跟天涯岛上一样，他们用的一些成品药是队集体、村集体去采购回来的，他们收入也要归公。

但自制药物可以截留。

赤脚医生们提起三土四自就是因为他们知道王忆认识的人多，有能耐，想看看能不能通过他带回来一些药材。

王忆陷入犹豫之中。

药材不比食材，这东西可不敢乱给人用，22年有的是人工养殖中药材甚至是已经炮制好的半成品中药材。

可他怎么给敢给赤脚医生们用？指不定大家伙给做成什么药，乱吃药很容易出问题。

因此他含含糊糊的就把这个话题给掺和了过去。

偏偏赤脚医生们好不容易跟他拉上关系，不肯放过这个话题，抓着他的手问他能不能给帮忙采购药材。

王忆无奈，只好说：“我后面找人问问吧，药材不比布匹粮食，这东西一般人不敢自己买卖。”

“为什么不敢？”医生们很疑惑，“咱们外岛盛产一些药草，每年到了秋天都有人去采药卖给我们或者卖给回购站。”

王忆解释道：“这个我知道，咱们自己不也采药吗？我说的是商业化出售中药材，这种商业行为现在还没怎么听说，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地方可以采购药材，这得问问。”

赤脚医生挺积极，叮嘱他说：“那你多托几个朋友问问，特别是你在东北那边，东北的药材多，人参、鹿茸、哈士蟆油、防风、细辛、五味子等等，要是能托人买到就最好了。”

“还有刺五加、黄柏、龙胆之类的，这也是关药嘛。”另有人补充说。

王忆匆匆忙忙的迎合下来准备离开。

结果领导们又来了。

孙诚等领导推开门进来敬酒，赤脚医生们见此大喜。

县领导主动来敬酒这也是极有面子的大事，回了村里能吹嘘到过年，过年走亲戚的时候可以提一提‘县领导是怎么敬酒的’这种话题。

另外赤脚医生们近距离接触到了领导，而且还喝了酒，平日里有些不能提的话题这会便趁机提了出来。

首先还是他们刚才委托王忆的事，采购药材特别是中药材。

这方面卫生局帮不上忙，跟王忆一样采取拖字诀，就说他们会打听一下这件事有没有操作空间。

在场的赤脚医生们没见过世面，可也不是傻子，比普通种地下海的老百姓见识多，一听领导开始拖，就知道这事没谱了。

然后有人问：“孙局，中药材的事先不说了，去年国家领导批转了卫生部《关于合理解决赤脚医生补助问题的报告》，怎么没听咱们县里有这股风？”

孙诚就是卫生系统专门负责乡村卫生工作的官员，他对相关的政策熟悉。

于是听到质疑他便解释说：“去年确实发了一份《关于合理解决赤脚医生补助问题的报告》，但是那个三年前、反正就从79年开始，国家卫生部门要考试考核咱们的赤脚医生，这个政策你们知道吧？”

周学医说道：“知道，报纸上都看过了，国家出于规范乡村卫生从业人员的考虑，开始控制赤脚医生数量和质量，并说要通过考试发证的方式，淘汰掉一批不合格的卫生人员。”

孙诚点头说：“对，国家在红头文件里说了，凡经考试合格、相当于中专水平的赤脚医生，发给‘赤脚医生’证书，然后原则上给予相当于民办教师水平的待遇。”

“对于暂时达不到相当于中专水平的赤脚医生，要加强培训，其报酬问题除记工分外，也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补助。”

另一位叫宋鸿兵的科长说道：“这项考核考试现在还没有进行到咱们外岛这边，好像沪都、钱塘这些大城市都是今年下半年才正式开始进行考核考试。”

“所以没有考核考试，没有‘赤脚医生’证书，你们就还不能获得补贴。”

听到这话，赤脚医生们很不高兴：“我们的赤脚医生名号是新华社给命名的，都干快二十年的赤脚医生了，结果现在还得要考试才能拿到认证。”

“就是嘛，谁不知道我是赤脚医生？你可以去我们长海公社打听打听，都不用去我们生产队，去公社就行了，肯定能打听到我名号。”

“不是、不是，国家进行考核给予证书，这是政策，咱不用质疑，主要是我听说有些地区现在没有进行认证，然后就给所有的赤脚医生们进行补助了！”

宋鸿兵笑道：“这位同志说的应该是富裕地区吧？《关于合理解决赤脚医生补助问题的报告》里面提过了，要各地单位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补助。”

有人立马发现了盲点：“适当的补助……”

但旁边的人发现了他跟个盲人一样，赶紧拉他一把让他别问了——

领导已经在推诿这件事的执行了，你还问什么？继续问下去不是找不自在吗？自己不自在，领导也不自在！

孙诚自己也很识趣，举起酒杯挨个敬酒，自如的改了话题：

“俗话说，大水大旱之后有大疫，六几年的时候就发生过这种事，对吧？”

“对，当时咱们外岛农村疟疾流行，但村民们普遍缺乏防疫常识，当时上级单位要求我们赤脚医生挨家送药问诊，宣传防疟知识。”有眼力劲的赤脚医生赶紧配合领导转移了话题。

其他人纷纷跟上：“当时人不在家，就去地里找、去海上找。每天跑一遍，一连跑7天，然后把疟疾扼杀在摇篮里，没让它凶猛起来。”

“当时我们队里一些社员自觉身体好，不愿吃药，上级单位还给指示了，叫、叫‘送药到手，看服到口，不咽不走’……”

孙诚笑道：“我当时还在上学，没有步入机关单位，但对这件事也记忆深刻，当时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利用两年时间从中华大地上根除了疟疾。”

“今年秋天，长龙的王家生产队发动社员群众大规模的搞了卫生运动，灭虫灭鼠、清理污水和野草。”

“根据各公社相关单位的统计，他们生产队从入秋到现在，社员健康状况一直保持的比较好……”

说到这里他问王忆：“王老师，是不是？”

王忆点点头。

搞好卫生确实可以避免很多的小毛病，今年冬天社员们感冒都很少。

不过这也跟他推行戴口罩外出有关，平日里出门就戴口罩，能防范一些传染病。

孙诚没有想到口罩相关的事宜，他兴致勃勃的说道：“所以县里头有个想法，就是号召咱们各公社、各生产队，全民开展一场爱国卫生运动。”

“咱们赤脚医生作为卫生保障体系最基层的执行者，要承担起一些重任，县里的初步构想是开展一次冬季两管五改的工作。”

“同志们要管水、管粪，改水井、厕所、畜圈、炉灶、环境，挨家检查是否做到了灭虫消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