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温明白，立《民律》一事难如登天，因为现实之中没有《民律》存在的基础，原因很复杂，但也能概括出几个来：

其一，儒家思想强调“重义轻利”，这种价值观让义和利对立起来，认为义高于利，认为获取财富必须遵守伦理道德，甚至主张义可以取代利。

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就愈发深入人心。

无数人舍生取义的事迹被传为美谈，而在义面前，正人君子耻于谈利，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人们的权利观念极为淡薄。

那么，律法自然而然就排斥个人对私人利益和个人权利的主张。

其二，“古代”有“礼”，礼和法结合成为礼法。

礼法规定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礼所包含的宗法，又规定了贵贱上下、长幼有序等等，礼法存在于各个阶层，社会是宗法社会。

上至朝廷，下至村落，礼法（宗法）约束着民事行为。

族人之间有利益纠纷，自然有宗法来调解；族人和外人有利益纠纷，自然有宗族出头；宗族和宗族之间有利益纠纷，要么是官府“春秋决狱”，要么就是宗族械斗。

所以，在宗法社会，官府对于发生在民间的婚姻、财产、土地、财物纠纷，可以通过乡里乡亲、宗族的干预予以平息，这让地方官省了许多事，避免了许多诉讼。

于是，官府强化宗法族规，让宗族来处理这种纠纷，个人权益很难获得律法保护，民法的生存空间很小。

宇文温自己琢磨出一个结论：在“古代”，礼就承担着民法的职能。

其三，封建时代讲究“家国一体”，君权、父权、夫权充斥各个阶层，强调家族、宗族，所以社会的主体是宗族以及家族、家庭（户）。

至于个人，属于“家（户）”这个伦理实体，对于律法而言，个人是被忽视的。

历朝历代，统治者的立法重点主要在于维护统治上，统治者更习惯于运用刑法或行政法手段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以刑事责任代替民事责任，对于私人之间的权利关系一直忽视。

千年以来的传统，深入人心的观念，根深蒂固的“礼法”，使得当前社会根本就没有《民律》生存的土壤。

即便宇文温再狂妄，也不可能挑战整个封建社会秩序，强行制定什么《民律》，可以说这是必然会失败的行为。

他之前推动《商律》立法，好歹有甜头使得新兴利益集团衷心拥护，不需要动员就会主动站出来“呐喊助威”，若宇文温在《民律》问题上硬来，只会大失人心，在政治上众叛亲离。

但是，这不妨碍宇文温“搞事”，把在《商律》拟定过程中已经“预热”的官场搞得鸡飞狗跳。

他要继续保持谏议院的“热度”，同时在坚如磐石的封建律法堡垒上挖出一道缝隙来。

蒸汽机、火轮船、火车的相继出现，必然导致生产力快速发展，引发经济变革、社会变革，千百年来被土地、宗族束缚的人们，已经有了新的选择。

他们不需要依附于土地（地主）、宗族，也可以在新兴的商埠以及越来越多的大都会务工谋生，甚至在这些地方成家、落户，融入新的生活方式。

历经二十年的发展，另类的“城乡二元制”社会已经慢慢成形，在新兴的商埠以及大都会，人们的生活状态已经和传统生活大为不同。

那么，这些已经在经济上摆脱土地、宗族的人们，应该获得法律的保护，避免再被宗法束缚，又被人用宗法“拉回去”，继续受制于土地和宗族。

宇文温认为，户数逾百万户的脱产（脱离农业生产）务工人群，在教育、婚嫁、财产分配等领域，应该拥有自己的“自主权”，其权益必须获得法律的保护。

所以，宇文温的入手点就在这一个特殊人群，在已有的诸如《流动人口管理条例》等行政管理办法上做文章。

不需要挑战整个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社会秩序，只是就事论事、特事特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