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啸沉思良久，决定对于江南一带的土地兼并情况，首先采用与山东类似的做法。

那就是，由各地地主或自耕农，自行审报自家土地，然后由官府核查比对，以此方式，来先进行田亩测量与统计。

在山东时，李啸推行了这样的政策，可谓别出心裁。当时山东当地的地主们，以为李啸这样做，是为了将来收税方便，故皆尽量少报自家的土地，以求到时可以大大减少上缴的税额。

结果没有想到，李啸随后就派人核查，将地主那些瞒报的土地，当作无主之地全部没收，让全山东的地主，大大地吃了一个哑巴亏，简直可以说是，悔之无及。

因此有了山东的先例在前，现在的江南一带的地主豪绅都聪明了，个个都按实数审报，丝毫不敢作假。他们以为，这样一来，李啸就会对他们毫无办法，从而最终只能默认现状。

最终，李啸安排的人手在各地亲自核查之后，发现其上报的土地数量，与实际田亩之数，倒也差相仿佛。可见，有山东地主的惨痛教训在前，这些江南的地主们，倒是个个精乖得很。

只不过，这样一来，就完全没事了么？

他们完全低估了李啸的狠辣与手腕。

在当年的十二月底，离过年前还有数天时间，整个李啸占领的江南地区，各个州镇的街头巷尾，都了一封长长的新告示。

告示中，李啸规定了一项全新的政策。

即江南当地的地主财绅与自耕农们，每家每户，最多只能保留田亩数量为200亩，这项规制，被称为地户基本田。这些基本田所缴税额，淮河以北之地，暂与山东一样，而淮河以南之地，与山东土地相比，每亩多收两倍。

之所以江南这一带的土地，要比山东这样的北方之地，田税数额要多两倍，倒不是李啸存心欺压，而他在仔细考虑了当地的田亩产出后，才作出的慎重决定。

因为，江南所谓的“重赋”，其实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在明末时期，生产技术的创新、新品种的引进，自然条件的优越，使得江南地区在农业产量上，远远超过北方地区。

“苏湖熟，天下足”，这句俗语，已充分体现了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在全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早在北宋时，范仲淹就说：“臣知苏州，日点检簿书，一州之田系出税者三万四千顷。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石至三石，计出米七百余万石。”

而到了南宋，高斯得则说：“浙东浙西之处，上田一亩收五六石，故谚曰‘苏湖熟天下足’”

而在明朝时，明人谢肇淛也指出：“北人不喜治第而多蓄田，然硗确寡入，视之江南，十不能及一也。”

甚至到了清朝时，清人尹会一也说道：“北方地阔，一夫所耕，自七、八十亩至百亩，力散工薄。”

因此，如果只是因为苏松田赋，高于北方地区即认为是重赋，显然没有考虑地区之间经济水平的巨大差异。

而李啸之所以规定了200亩为限的基本田，而没有如后世那般残酷而坚决的打土豪分田地，实则是因为在国家尚未完全统一，民众思想尚未达到近现代水平的情况下，所做出的最大限度的改良与妥协。

因为拥有200亩的地户，在人口稠密土地较少的江南地区，已将大多数的自耕农与中小地主包括在内。要知道，在明末江南，拥有30亩以上的田土，便足以称为当地的富户与地主了。而普通自耕农，一般皆只有两三亩地，甚至只有几分地。

这样一来，李啸通过适当的妥协与退让，大大减少了自已的对立面。现在他要坚决对付的，就只有人口只占少数的大地主与大豪绅了。

此上，是李啸制定的基本田状况。而那些土地更多，占地更广，动则成千上万亩田土的大地主大豪绅，他们超过200亩的多出土地，被称为地户富余田，官府并不强迫没收，但是，这样地户多余田，却要他们每亩多缴纳，相比基本田多出十倍的田税。

十倍于基本田的田税，这可不是小数目。

这样一来，那些大地主大豪绅的利益，自然是极受损害，甚至可以说，李啸这样的做法，相当于是在逼他们与官户做对了。

听上去，这象是在官逼民反，或是搬起石头砸自已的脚。

只是李啸有这么傻么？

当然没有，因为，他在给压力的同时，也在给他们出路。

那就是，他在告示中明确指出，若这些大地主大豪绅感觉负担不了这样大额的田税，可以将这些富余田，向官府抵押折现。

而官府在收购这些多余田时，亦不会就此压价，而是会派出公证人员，监督官府以比市价高出一成的价格，进行土地收购。

现在的李啸，财源广进，金银颇丰，对于收购这些土地的财力，根本就不在话下。

这种给了具体出路的做法，李啸认为，可以大大减少这些大地主大豪绅的反抗烈度，从而让他们不至于与官府一味顽抗到底。

而且李啸这样设计如此之高的田税，其实还堵住了这些大地主们，另外的一条对官府的冷暴力对抗之路。

那就是，如果李啸对这些田土定的税额，仅设定为基本田的两三倍的话，那这些大地主与大豪绅，当然可以将那些富余田，全部改种桑树或棉花，通过这样的经济作物的高额利润，来抵消李啸增加的大量田税。

因为，现在江南地区的手工业，已然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带动了极其旺盛的生丝需求，以及织布用料。种桑种棉的收益，远远高于种稻的收益，整个江南地区，各类土地也早已由种米向种桑蚕逐渐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