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个上午，皇上在游西苑时落水。”杨秋叫身边的情报员把一封被汗水浸湿了的最密级的情报递送给张瀚，自己解释道：“我还没看，不过这事是整个京城都知道，所以王发祥一接到消息立刻派人送信来，跑了六个多时辰，一路每半个时辰换一次马，午后出发，到现在才送到，我一刻也没敢耽搁，立刻就递过来了……”

几个人都眼巴巴的看着张瀚拆信，具体的情形肯定是在王发祥的密报里头。

赵立德张大了嘴巴，象是被雷击过的蛤蟆，他对张瀚已经心服口服。

张瀚则是先摇头叹息一声，他只记得天启帝是在八月时落水后而死，此前他就有气喘和咯血的症状，这种病只能安心养着，这个时代是绝症，以皇帝的生活水平和御医伺候不断的条件，就算太医院全是蒙事的，调理身体总还是办得到的……结果就是天启不慎游湖落水，受创很重，引发旧疾，这一次完全按不下去，短短时间内皇帝就确定不治，拟了遗诏之后传位给信王，天启撒手归西，给他的皇五弟留下了一个不算太烂的烂摊子。

崇祯元年就要到来，比起崇祯十七年时，年轻的信王还是接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庞大帝国。这个时空有和记，信王面对的局面要更复杂和险恶的多。但在原本的时空，崇祯元年时只有王二等人造反，农民军的规模很小，转战的地域不大，没有造成严重的破坏。因为对灾区百姓的同情和怜悯，加上皇帝才十七，不失赤子之心，所以在头几年崇祯同意三边总督杨鹤的主张，对这些造反的百姓以招抚为主。

不得不说其实早期的招抚还是有效的，有一些著名的头领受了招安，此后就再也没反。

但多半的招安对头领有用，对普通的造反者屁用没有。

朝廷又没有多少钱粮安置，地方上还是一片饥荒，不造反还得挨饿，已经反过的人就很难安心下来留在地方上忍饥受饿，于是只能再举反旗。

这样反反复复的到了崇祯二年，皇帝在这两年里没有在东事上做什么大改变，只是用了袁崇焕，然后是皇太极从草原绕道破口，杀袁，用孙承宗，辽西局面变化不到，京畿和蓟镇则一片残破，又是几十万人流离失所。

然后是皇帝重新任用东林党人，拨乱反正，接着就是崇祯接受不少有良心的官员建议，开始减免赋税。

有些人说崇祯年间减免的全是工商税，也并不尽然，工商税和很多杂税是一起减的，主要还是天启年间收的太狠，地方上已经不堪重负，叫苦的不光是百姓，也有商人，也不光光是南方的士绅阶层。当然江南士绅肯定是推波助澜的一群，他们在政治上发出的声音最大，最后给人一种错觉，好象就是东林党拼命在抗税……从天启到崇祯的收入财务表格就看的出来，前后的差异不大，崇祯四年之后各种税就恢复了，而且后来越收越狠。

大明的财政问题是制度设计有问题，中间环节浪费太多，士绅阶层大量转移压力，明朝始终做不到如宋朝那样大一统的集中的财务管理制度，明的税收其实较南宋不知道低多少，但百姓比南宋的百姓要困苦的多，就是中央的财政执行力度和中间环节出了大问题，倒是不能完全归罪到东林党人的头上。

换句话说，就算文官要背锅也是大明全体的文官背锅，还得算上太监，勋贵，外戚，包括皇室自己。

所以当整个制度失灵，财务破产的时候，归罪某个团体没有任何意义，皇帝不能约束臣下，使利益被士绅团体把持瓜分，又把矛盾和责任完全推给臣下或某个团体，这有什么意义？崇祯即位之初，东虏虽能破口，但朝廷法度犹在，农民军闹的不厉害，辽西守的住，人心还在，并没有如后来那样人心厌明，都感觉大明亡国亡定了……就算不是一手好牌，崇祯能把牌打成这样，也算是天赋异秉了。

“大人？”

张瀚陷入沉思很久，半响过后，几个部下都恢复了常态，杨秋试探着道：“具体情形到底是怎样的？”

“哦，皇帝落水，宫中急召太医救治，不到午时脉案成方出来，症况极险。然后皇帝派人到内阁命拟遗诏……”张瀚脸色似悲似喜，不管怎样，他本人对天启皇帝没有恶感，这个皇帝还召见过他，笑着说两个人年龄差不多，勉励张瀚为国效力，效法先祖张四维做一个大明的忠臣……

那几年前的事情了，后来双方就渐离渐远了，张瀚心里有自己的打算和既定的方针，他的目标是华夏，是汉人的传承，是整个华夏的文明传递，在这个大目标之下，不管怎样的恩德都只能抛诸脑后，何况皇帝也只是短时间内表示了善意和欣赏，朝廷既没有扶助过和记，张瀚的功业都是自己一手一脚踢腾出来的，又怎么能要求他对皇帝忠心耿耿呢？

哪怕是以这个时代的标准来说，张瀚也不能算“贰臣”，张瀚只是童生身份的商家，连秀才都不算，所以不能用士人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他。他在发迹之前根本不是大明的臣子，没领过皇帝的俸禄。后来当了一卫指挥也是买的官，为的是带着自己的兵去打土匪和北上草原，也跟效忠大明没有关系……

“那就是没得医了。”杨秋呼出一口气，脸上大有放松。

赵立德也是，天启一死，僵局立破，这是显而易见的事。

“底下我们要考虑到信王即位之后的局面了。”赵立德声音有些急促的道：“军司相必有预案吧？”

杨秋看看张瀚，见张瀚微微点头，便是笑着道：“此前你级别不够……当然有预案。”

赵立德悻悻的道：“大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当然会有预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