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老百姓也不站在官府一边，这个年代商人的主流形象，还是疏财好义的儒商模样，他们用极小部分的钱修桥铺路，赈济灾民，就让老百姓念念不忘他们的好……这在后来的轩然大波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因为百姓还远未到觉醒的时刻，对于直接剥削他们的地主乡绅尚且奉为神明，诚心拥护。更不要说剥削手段更隐蔽的商人了……

在这种环境中，官府想不付钱就驱使商人，是万万不可能的。

于是官员们一直想方设法的增加银钱收入。正统元年，东南七省的田赋改折白银纳税，正是代表了官府的这种欲望与政策的变化。不久，田赋外的所有税收，都逐渐以银代物。直到一条鞭法问世，彻底的取消了实物税，只向百姓征收银钱。官府的仓库里，不再堆满了五花八门的实物，取而代之的是白花花的银两。官员们终于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品种更加齐全，数量更加丰富的商品了。

然而官府直接派人去市场，采买名色繁多的货物，显然是极不便利，也不合适的……对于口不言利的士大夫们来说，要跟小民百姓讨价还价，实在是有失身份，也没那个耐心。于是另一种被广为采用的形式出现了，那就是招商买办，即是在官府采买与市场供应之间寻找中间人，官府只与中间人联系，一应所需物资，都由中间人采购并运送到指定地点。这种中间人便被称为‘买办’，一般都是资财富厚的大商人，采买的范围更是林林总总、包罗万象，从粮食到被服、从笔墨到木炭，只要是官府所需，尽数可以拿来招商。

中标的买办商人，可以得到一张由户部签发的保证票，在将指定物资运至指定地点后凭票兑现。然而官府的信誉早已破产多时，商人们担心完成差事后会一无所获，因此在官府的招徕下踯躅不前。他们提出，希望官府能将钱先行存入汇联号或日昇隆，如果答应的话，他们可以同样存入一笔保证金。到时候完成差事，凭票提钱。若是逾期，甘愿受罚。

财政权上收之后，地方官府固然从繁重的收解任务中解脱出来，然而从中揩油的机会也失去了，如果没有相应的补偿措施，引起地方官的强烈抵触，简直是一定的。就算有考成法这座大山压着，官员们也是要造反的。

这就是沈默明知道有火耗的存在，却不做任何规定的原因。对于这种无横征之名，却有暗中渔利之实的办法，自然比‘淋尖踢斛’之类又费力又被戳脊梁，还得和奸商联手倒卖的法子，要文雅简便的多了，自然大合官员们的胃口。

有了火耗喂着，府县一级的官吏自然心满意足。但对于封疆大吏们来说，他们从来用不着自己去踢斛卖粮食，自然有小得们孝敬真金白银，所以火不火耗，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在乎的，是随着财政权上收，手中权力的缩水。尤其对于那些富裕的省份，原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从来不用看户部的脸色。户部反过来还得求着他们，请诸位大爷行行好，多给两个大钱周转周转。

现在一旦财权上缴，就成了他们求爷爷告奶奶，户部的孙子变成大爷了，你想各省督抚能愿意么？

沈默为他们准备了另一份大礼，那就是行政权的下放。简单说来有三点，一、将总督巡抚改为地方官，第二，重设地方行政架构，第三，将一部分任免权下放。这对各省督抚来说，实在是太合胃口了……沈阁老不愧是大家的贴心人，太知道俺们的需要了。

虽然在常人看来，一省的最高首长，就是总督巡抚，而且他们也确实在履行着一省首长的职责。然而打开一份《大明职官录》，你会发现地方官员的架构中，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才是最高长官，根本没有巡抚、也没有总督的影子。

这是因为太祖皇帝为了防止臣子专权，在中央废除了宰相，析中书省之政归於六部。在地方上，亦废各行中书省，把行省的权力一分为三，置承宣布政使司掌一省之政事，置按察使司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置都指挥使司，负责一省军事。三者互不相属。互相制约，以免地方权重之弊。但就像中央离不开宰相统领，后来出现内阁一样，地方上三司互相掣肘，遇事难决，才有了巡抚和总督的出现。

巡抚、总督，是两个动词，区别于‘尚书’、‘布政使’之类的名词性官名，显然有临时差遣的意思。巡抚的意思是，巡视地方、抚治军民，凡有大灾民乱，需要统合全省力量的力量平定时，国家便会遣使巡抚地方，事毕则罢，故无定员，更无专职。但后来各省的事情越来越多，前一个巡抚还没回去，后一个又来了，如此一来，巡抚间的权限又重叠了。宣德五年，第一批常任巡抚诞生了，一代名臣于谦，便在其列。

总督的出现要稍晚，因为巡抚渐渐偏向民政，而且各种起义叛乱也不会理会省界，往往在数省之间流窜。各省之间难免推诿扯皮，无法齐心协力，便有了总督数省军务的差事出现，同样是因事乃设，事毕即罢。然而对于湖广、两广、贵州、四川、蓟辽、三边、宣大这些边地，战乱是常态化的，常任总督也就应需而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