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安生有个称号，叫“医学界的布尔什维克”，他将毕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第三世界的公共卫生事业，对中国也是贡献颇多。

兰安生和白大夫一样，都是加拿大人，英文名约翰-格兰特，他的父亲詹姆斯-格兰特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医学院获得医学学位后，受浸礼会国外传教会的指派到中国宁波传教行医，他的母亲也是一位美国传教士。

他们在这里从事慈善医疗工作直到去世，治疗了很多中国病患，深受当地民众爱戴，为了更好地和当地人打交道，詹姆斯-格兰特还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叫兰雅谷，1927年，兰雅谷去世后，宁波中外人士为纪念他集资建立了现在的华美医院。

兰安生在他父母抵达宁波后的第二年产生，当时宁波没有其他外籍孩子，他童年的玩伴都是中国孩子，童年的记忆让兰安生对中国有了深厚的感情；8岁后，他被父母送到烟台的一所由教会为外国在华人士子女办的学校接受教育，兰雅谷希望他能学习理科，曾经把他送到德国人在青岛办的高中学习了一年，后来，兰雅谷把他送回加拿大新斯科舍省读高中。

1912年，兰安生高中毕业在即，他回中国和家人团聚，决定像父母一样学医，兰雅谷表示支持，让他到自己的医院先体验了一下临床工作，又资助他在中国旅游了一番，并向当地的外国医生求教行医之道，返回美国后，兰安生进入密西根大学医学院学习。

1917年，兰安生大学毕业，在其导师的鼓励和推荐下，进入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卫生部工作；该年年底，兰安生再度来到中国，开始了将近两年的在华流行病调查工作。

在萍乡煤矿，兰安生看到了煤矿工人地狱般的工作条件和悲惨的健康状况，感到非常震惊和愤慨，他对感染钩虫病的工人进行了治疗，写下了考察报告，并向汉冶萍公司提议改善工人的待遇，但是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两年后，兰安生完成调查任务回到美国，之后到霍普金斯医学院进修了公共卫生学硕士，此后不久，协和医学院聘请兰安生担任公共卫生学教授，开启了中国预防医学的教学与实验活动，不仅培养出了姚寻源、陈志潜这样优秀的学生，还带动了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定县实验和京城的公共卫生事务所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在结束中国的事业之后，兰安生又去了印度，终其一生都在为第三世界的公共卫生事业付出心血，他把自己的工作经验总结为“协和模式”，并把这个模式推向全世界，成为世界公共卫生史上永恒的经典；1962年，兰安生在美国去世，逝后被国际公共卫生界奉为泰斗。

他最有名的两个观点就是“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以及“60％的本土化胜过100％的西方化”，前者表明了预防的重要性，而后者则强调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要和本土实际情况相结合，单凭这一点，他就比王大燮这种人强得多。

沈隆在京城试验区的工作也是建立在本地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并没有照搬西方的模式，更没有完全照抄兰安生的方法，毕竟他开展实验的京城和现在的京城还是有很大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