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弘觉得很可惜，方才大将军霍光太镇定了，群臣都得在承明殿继续议事，他竟不能出去看热闹，瞧瞧杜延年是如何解决这次危机的。

不过，百多人的儒生叩阙，虽是大汉首次，可放在两汉历史上，简直不值一提。

要知道，到了东汉，儒学更盛，太学扩招，太学生们动辄上千人，叩阙就成了寻常操作。

拦截丞相乘车，在皇宫门口集会上书有之。

跟着师长陈蕃拔刃入宫欲除宦官专权者有之。

爬到朱雀门阙上写“天下大乱”者有之。

在州郡搞大串联，做清议和人物品评者有之，领袖被推举，什么三君、八俊、八顾，势力已经形成，从地方到中枢都有，瞄准外戚宦官就是干啊。

难怪吕思勉都说：“今世学校，有所谓风潮者，汉世即已有之。”

到了东汉末年，就发展成党锢之祸一条龙了，不过黄巾一起，还是“党人”们笑到了最后，但最终给陈蕃、窦武平反的，居然是西凉董太师。

后世发生的事难以评价，但只就今日之事看，任弘以为，贤良文学的举动真是蠢透了。

丝毫没有政治敏感性，任由情绪主导了理智，将霍光和皇帝都极力避免公开的矛盾，给一棍子捅开，暴露在天下人面前。

这下连任弘都猜不到，这对君臣会走向何种结果了。

看霍光罢免太常，问责韦贤的架势，严惩诸生是肯定的，但又不好直接杀了他们。一来骤然杀戮容易引发舆情震动，影响伐匈之事。

二来汉儒硬骨头不少，越杀越跳得欢。就像窦太后当年杀了协助汉武帝改革的儒生赵绾、王臧，关东儒林非但没有低头，反而有了一种殉道者的悲壮感，各学派联合在一起，之后十余年人才辈出，最后取代了黄老。

但也不能便宜了他们，这些贤良文学打“赢”了盐铁会议，若这次轻罚，他们认为是朝廷理亏服软，回到地方后，恐将成为“八杰”“八骏”，继续鼓吹反战。

于是任弘出面，给霍光提了个主意。

“不如迁之！”

大汉尚未有流刑之刑名，只有迁刑之谓，迁之偏远之地，以示惩戒，非奉诏不得返回，被迁者上路时的身份可以是刑徒、庶民或者官吏，根据需要改变，十分灵活好用。贤良文学们的罪责，应该也符合。

精通律令，著有《小杜律》的杜延年不愿杀人，任弘此言却能救贤良文学们一命，遂道：“诸生确实有诽谤、结党、聚众之罪，虽不足死，但可迁之。”

不足死？开玩笑，大汉的酷吏们，可是连“腹诽”这种罪名都能整出来置人于死地的。

而杜延年的父亲杜周，更是专以皇帝之意为判狱标准，是放是杀全看上意，他的名言是：“前主所是，着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

看来小杜与其父不同，是有底线的。

这群儒生确实又不好杀，也不愿放，关着也不是个办法，踢得远远的确实是妙招，霍光颔首：“当迁何地？”

任弘已经为贤良文学们考虑好新家了：”不如便迁去西域都护府！”

“自从都护府设立，而西域胡王陆续来朝，皆慕大汉制度。鄯善王已征辟河西士人儒生为鄯善国官吏，学《论语》《孝经》，粗备礼乐，扦泥城被称之为小长安。”

三年了，有了任弘当初的引导，鄯善国上层对汉化慕然成风，成了城郭小邦效仿的模板。

任弘看着典属国苏武到：“下吏听典属国说，楼兰城主、姑墨王、龟兹三王、尉犁王，莎车王皆曾上书请求朝廷赐典籍，然空有典籍而无人教之，学字尚且不易，恐会误读经典，入了歧途。于是诸王又请求大汉派遣儒生士人入其国，然西域辽远，无人愿往。”

“便让贤良文学前去，许以小邦祭酒之官。”

任弘笑道:“一来数千里路途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作为惩罚。二来，也能在西域推广教化。”

“贤良文学们不是经常说，要以仁义、道德去感化胡人，畜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么？眼下有了身体力行的机会，也不枉在太常给他们发的七年俸禄。”

让这些白左去他们费尽心思要阻止建立的西域都护府，到第一线去，领略一下大漠风光，西域豪情，与西域胡人友好共处吧。

虽然路上白龙堆什么的，肯定会有物故，但四十多人，起码能到一半吧。西域那么多小邦，一国扔一个去，回是回不来，只能老老实实扎根边疆，将满腔愤懑转化成将西域建设成礼仪之邦的动力，岂不美哉？

更何况，已是《左传》传人的任弘还有自己的私心：

“不扫干净屋子，如何另起炉灶？”

任弘这建议一提，田广明觉得有趣，笑了起来：“西安侯此议，与孝武皇帝令狄山去边塞为亭长，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呸，瞎说什么，哪里一样了，明明是将他们放在最合适的岗位上。

韦贤等人是听得冷汗直冒，他们没有任弘考虑那么远，也不相信他所谓的“教化蛮夷”，只当是借刀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