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目的论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提供的仅仅是一种观念和意识——一种靠理性的思考就能获得的观念和依靠信仰支撑的对宗教教义的解释。

那么，文艺复兴运动的到来。使得人类中心主义改造和控制自然的目标有了现实的技术保证。

特别是哥白尼的天文观察结果为人们打开了崭新的视野：地球与其他天体的物质是相同的，并且受同样规律的支配。

于是，自然界在人们眼中又有了新的意义——观察和实验的对象。

伽利略则进一步把自然送进了实验室，分解成简单的形式和可度量的对象，并使它们服从数学的规律。于是，自然在人们的眼中便被看作是没有活力的物质。

在此基础上，英国的培根通过他的《新工具》向人们宣布，了解自然不应是目的本身，实践才是目的。

也就是说，利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来干预自然，支配自然，征服自然，这才是人类最终的目的。

“知识就是力量”便是培根这一观点的集中体现。在培根看来。正是因为人的理性具有对自然、对事物的本质进行调查研究的能力，因而人类是能够支配自然的。

这种思想构成了近现代西方思维方式的主导特征。

应当承认，对“自然”的新认识，修炼文明逐渐剥离凡人界，修行者们的消失，为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崛起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纺织机、蒸汽机的出现加快了西方科技文明的步伐。

于是地球朝着科技文明的方向前行，步履蹒跚的前行，却不知道他们在修行者们的保护之下才得以如此惬意。

但同时，在人类企图通过技术革命调整和控制自然的过程中，人们对于人类以外的生命物种和自然环境的漠视和践踏。

导致了生态环境严重失衡，由此也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这也迫使人们对自身行为进行反思，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反思，并将这种反思扩展到社会伦理的领域。

传统伦理的作用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并以善与恶、正义与邪恶来评判与规范个人、社会团体和政府的行为。

生态伦理则是主张把传统伦理的道德标准、行为规范进一步扩展到人之外的生命物种身上。或者说，人类必须尊重各种非人类生命物种的“生存权利”，并以对待人类行为的善恶标准和评判方式处理人类与自然包括各种生命物种的关系。

在关注人类的生存的同时，也必须关注其他生命物种的生存，并与之和谐共存。

因此，生态伦理学导致的不仅是伦理学而且是整个人类自古希腊开始的价值体系和基本观念的改变。

正因为如此，从传统伦理到生态伦理的转变对于人类来说是痛苦而且艰难的过程。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人类为了生存，一直在与自然与其他的强大生灵在做抗争。

中国神话中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大禹治水等都表达了先民对自然的抗争精神和欲望，这种抗争无可厚非，然而，人类想要控制自然则是另一回事。

当人类以征服者的心态藐视自然，借助技术的手段控制自然时，尤其是当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类拥有了“上天揽月”的能力时，如果没有自觉的约束力，现代技术运用的结果造成的将是毁灭性的生态灾难。

佛教则是以一种谦卑和平常的心态对待一切生命现象，并在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进行着某些实践探索。

而且其中的观点和理论经过了高度的抽象和思辨，并进行了严格的逻辑论证和本体论意义的探讨。

有关“众生”概念的含义、“众生平等”的思想，与今天人们努力探索的有关生态伦理思想有着十分相似的思维方式和终极目标。

尤其值得探讨和借鉴的是，在佛教的信仰中，关于敬畏生命、善待万物的“众生平等”思想不只是一个观念、意识和理念，它同时也是一种社会伦理，一种人类的善恶标尺，更是佛教信众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

换言之，佛教的“众生平等”不只停留在思想、观念的层面，它对生命的尊重，对万物的关注是落实在佛教的修行实践过程中的，体现在吃斋、放生等具体的生活细节中，规范在不杀生的戒律中。

正因为如此，佛教的思想理念和实践活动能够延续直至今日，无论经历了多少次的灭门危机，只要佛心还在，佛教就如同大火之后的野草一般，春风吹又生。

这个世界更甚之，佛教短短的时间就发展到了比拟一个扎根了无数岁月的老牌势力——地下角斗场。

人类的繁衍能力是恐怖的，以至于人类遍布全宇宙各个角落，最终的结果便是这个世界也是人类主义中心的。

哪怕慕容情拥有雅典娜的血脉，可是她毕竟在一个人类主义为中心的世界之中长大，下意识之下，觉得恶心，反胃，难以接受，这很正常。

可是兰绝尘不同，上一世他是为龙族，并且专研过佛法，所以他看得很淡，只要对方没有触碰自己内心的底线，一切好说。

水涟漪更加不用说了，作为杨柳菩萨的亲传弟子，佛法高深，哪怕没有杀生几次的她，依旧平常之心看待。

只不过，眼前的事情有蹊跷，大有问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