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科病房出现的死亡率差异让卡维很感兴趣，这应该是他本人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在作祟，那么多年过去了依然没有变。但时间这玩意儿总得带走些东西，卡维被带走的是将好奇心付诸于行动的驱动力。

说得好听点叫沉稳、谨慎，难听点就叫懒得去管那些闲事儿。

正如那些产科医生想的那样，外科病房里的病人死亡率比产妇高得多，甚至有不少人会直接死在手术台上，死在外科医生的手里。自己家的一亩三分地都没管好，卡维一个小小助手哪儿来的精力和权力去管别人家的事。

在这种复杂情感的支配下，他借着看那位即将剖宫产孕妇的机会，进了产科第1病房。

宽敞的大房间里整齐排列着上百张病床，大多数孕妇跑去了病房外找医生理论。床上稀稀拉拉躺着的那些，基本在静卧待产，少数几个则在护士的帮助下和尚未入盆的胎位不正做着激烈斗争。

“这是冰水，现在把肚子放进去”

“好冷啊。”

“对，就是这个地方，孩子的头遇冷就会想办法离开，这样胎位就会变得正常了。”

“这么做真的能行么？”

“是辛普罗斯医生吩咐的，请一定相信我们”

卡维走过一张张病床，终于找到了诺拉。她正孤零零一个人斜躺在24号床铺上，病号牌上写着名字：诺拉，没有姓。年龄是19岁，比奥地利当时法定结婚年龄的21岁还小了两岁。

但“父母同意”这一附加条款可以为未成年结婚开绿灯，诺拉应该就是这样嫁出去的。

她个头不高，身材纤瘦，真的很瘦，比每天吃黑面包玉米粥果腹的卡维还要瘦得多，遮体的宽大病号服和盖在头肩上的淡金发色让她更显憔悴。

这就是个再普通不过的穷苦女人，姣好的面容早被生活摧残得不成样了，就算整束好妆容走在大街上也没人会对她多看几眼。

15克朗的床位费让诺拉彻底记住了卡维，见到人来了，她费力地坐起身，脸上挤出了些笑容：“医生，刚才真的谢谢你能帮忙把我留在了这儿。”

“不客气。”卡维看了眼周围的孕产妇，最终的视线还是落在了诺拉身上，“现在觉得怎么样？”

“挺好的。”

“我就是过来看看”

卡维不是妇产科医生，对这个年代产科所及的知识范围1了解很少。但他熟知剖宫产操作的流程，也懂得产科的基本腹部检查手法。

当内科还在扭捏地学习中医，仍使用医学娃娃2做诊断的时候，产科医生们早在上世纪就已经放开了手脚，不仅允许男医生上手做检查，还允许男性助产士的存在。

当然，这也从侧面体现出了当时对孕妇极端物化的思想。

19世纪的外科和现代外科有一点极其相似，那就是能不手术就不手术。现代是为了减少手术带来的损伤，而当时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死亡率。

诺拉显然被归为了必须手术的病人范畴。

从伊格纳茨和几位产科医生的判断来看，她有明显的骨产道狭窄3，肚子孩子还是臀位。虽然还没有入盆4，但已经可以预见到顺产的困难，这才给了外科做剖宫产的机会。

按卡维穿越前的习惯，遇到重大手术时，必须给病人做两次完整的身体健康评估。

一次在入院，一次在术前。

卡维不信任这些医生，所以要亲自过来做一次四部触诊法5。如果狭窄程度不严重，又有恢复胎位的机会，那到时候熟练运用产钳和适当的接生手法完全可以避免这种要人命的剖宫产。

对诺拉来说，这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检查。卡维的两手只是在她隆起的肚子上按推了几个来回，检查便结束了。

“结束了？”

诺拉很意外，因为卡维的速度要比那些医生助产士快得多，也稳得多。

“嗯，结束了。”

卡维也很意外，因为在她的肚子上能发现不少伤痕。大多数是瘀伤，有轻有重，能看出新老交替得非常频繁。少数是烫伤，以西方做饭做菜的习惯和vienna的天气，应该不至于露出肚子才对。

说实话，这孩子能留存到现在也是个奇迹。

卡维对病人的家事纠葛没什么兴趣，在他眼里，病人如今的身体情况才是第一位的。

从他的手测来看，伊格纳茨和那些产科医生对诺拉的判断没有问题。孩子就是臀位，虽然只能做骨盆一部分的测量，数据也都是推算，但诺拉的骨盆是那种肉眼可见的小6。

如果放在21世纪，还需要做骨盆内测量也就是内检，这样才能综合评估产道是否真的有狭窄，可放到现在显然是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