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大仓的这些朋友，每个人都拿了五百块钱。
要知道，这个时候绝大多数人家办个丧事，收的全部礼金加起来，也不会超过五百块钱。
而办丧事的费用，也不过就是三五百块钱的事儿。
虽然现在越来越富裕，农民手里有点余钱了，条件好了。
但是一般的农户办丧事，基本还是有一定标准的。
这个标准不是官方规定出来的，而是随着经济条件的发展，各个村里自己约定俗成的。
比方说招待客人的宴席上什么是主菜，几荤几素，喝多少钱的酒，抽多少钱的烟，这些都有个约定俗成的标准。
那时候一桌酒席，基本就是一二十块钱的成本。
即使一个丧事有十桌，加上其他费用，也就是三五百块的成本。
可是潘家老太太的丧事上，突然来了好多有钱人，每个人一出手就是五百块。
这可把村里人给震惊到了。
尤其当时石国良他们来随份子的时候，桌子上记账和收钱的人，一听一个人出手就是五百，当时吓坏了。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呢。
当他们看到这些有钱人真金白银拿出来了，在手里反复点了，记在账上了，这才有点相信这不是做梦。
村里办丧事，什么时候见过出手如此阔绰的人啊！
其实就孙延成、石国良等人，对于下边村里随份子一般拿多少钱，他们很清楚。
只不过就是因为他们欠着大仓人情，而且知道这是大仓继父的母亲去世。
反正他们自己手里有钱，拿几百块钱出来小意思，干脆就给大仓长长脸。
要知道村里办丧事，基本上村里有头有脸的人都要过来主持。
他们多拿钱，村里那些有头有脸的人都看在眼里，给大仓长脸，也让大仓的继父更有面子。
只不过丧事结束的当晚，在村里头面人物的主持下，兄弟仨算账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
但凡是村里的头面人物，比方说村委一干人，还有家族里面德高望重的人，这些人都是明白人。
他们在主持兄弟仨算账的时候，就提出大仓朋友随份子这事。
老太太的丧事，全部费用算下来，花了不到五百块钱。
可是大仓那些朋友，每一个都拿了五百块钱。
这个丧事剩下的钱太多了。
村里头面人物提出来的问题就是，这些每人五百随份子的朋友，全是启新继子大仓的朋友。
也就是说，这些人随了份子，其实都是大仓的人情债。
等到这些人家里再有喜事丧亡，启明和启亮肯定不会去随份子。
但是大仓跟人家有来往，那就必须去随份子。
人家一个丧事就随份子五百，大仓再去随份子的时候，肯定不能少于五百。
也就是说，这些钱到时候都得大仓还给人家。
所以主持算账的头面人物就提出，但凡不属于老潘家这边的亲戚朋友，而纯属大仓个人的朋友。
而且是每个人拿五百的这些，都得把钱给大仓留出来。
也就是说，这些每人五百的钱，都得额外拿出来给老三启新，让启新拿回去再交给大仓。
刨去这些纯属大仓个人的朋友，剩下的份子钱汇总，然后再算总账。
主持人这样说，那些共同主持的村委一干人和族里老人，都表示认同这个说法。
老二潘启亮也表示认同，感觉这样是很合理的。
可是，唯一一个不认同的，是老大潘启明。
作为家中老大，他是具有身份权威的。
这份权威就是，在今天葬礼上收钱结束，就是农村所谓的“封丧”之后，所有收到的钱都放在一个箱子里，这个箱子，就交给老大保管。
这是家中老大的权力。
此时此刻，这个钱箱子就由老大抱着。
兄弟仨，以及村里的见证人，都在等着老大把箱子打开，大家开始分钱。
可是，潘启明抱着那个箱子，死活不撒手。
他的理由很简单，箱子里这些钱，都是给自己母亲去世的份子钱。
母亲走了，这些钱就必须由儿子们平均分。
所以，额外拿出那块大头给老三，他不服。
坚决不认可。
主持算账的头面人物见他有点不明事理的样子，只好耐着性子，把道理跟他再说一遍。
其实潘启明不是没听明白，而是见钱眼开。
如此巨额的一笔财富摆在面前，他岂能不动心。
对于主持人的道理，他知道是对的。
但是他绝对不能认可。
一旦认可，几千块钱就没了。
于是瞪着眼对主持人叫道：“我就问你一件事。
现在咱们算账，收的这钱是剩下了。
可是，如果今天算账，咱们收的钱不够费用的，还缺三百。
你说是让老三一个人补上呢，还是由我们兄弟仨一人一百补上？”
主持人毫不犹豫道：“如果收的钱不够费用的，肯定是你们兄弟仨平均分摊，给补上啊！”
“对，这话是你说的。”潘启明就像抓住了对方的漏洞：
“如果不够，我们兄弟仨平均分摊给补上。
反过来说，如果剩下了，是不是也应该兄弟仨平均分了？”
“是啊，”主持人说，“道理上应该是这样，不管是不够，还是剩下，都应该兄弟仨均摊——”
“哎！”潘启明按住主持人的胳膊，制止他继续说下去：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不管是不够，还是剩下，都应该兄弟仨均摊。
那就不说别的了，看看剩下多少，兄弟仨平分就是。”
主持人一看潘启明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明显的见钱眼开无理反缠，怒道：
“跟你怎么说不明白了，按道理说，是应该兄弟仨平分，可是——”
潘启明再次打断他：“没有可是，咱们就按道理办事。”
主持人给气得都要背过气去了。
潘启明明显不讲理，这是要耍赖啊！
其他诸人也纷纷指责潘启明这样不对。
可是潘启明抱着钱箱子，坚决不撒手，坚决要求按道理办事。